听、访问老朋友成风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小温就住在麻花胡同的一所大杂院里。这所院子还是我在l949年初进城时接管下来以后划归广播局的。大是真大，大概住了几十户人家。本来是旧宅子，又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更显得破旧了，小温一家三口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陋室里。我忽然觉得他那时已经是六十来岁的人，再叫“小温”实在不合适了，就叫他老温，以后什么时候改称“温公”、“温老”，就记不得了。
老温虽然老了二十年，然而丰标如昨，还是那样的温雅，而且气色也很好。他跟我说到当黑帮也有好处，如果他不是黑帮，可能我们已经见不了面了。原来他在文革初期的一次批斗会以后，忽然心脏病发作，躺在地上有一个钟头，压根儿没有人理他。因为他是黑五类，革命小将外加革命群众都掉头不顾而去。后来，他说这倒是好事，因为心脏病人最怕在这种时候七手八脚，又扶又抱又抬，最容易出问题，从此一暝不起。这话应该是合理的，就在几个月前，跟我在干校一起回京的一位同事心脏病突然发作，他的妻子不懂，又拉又抱，结果当场就过去了。
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再得到消息是1978年5月24日(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他辗转找人给我捎话，叫我赶快申请甄别平反。他说，乔木同志在那年元月在社科院召见了他，他还没有恢复党籍以前就被任命为社科院的科研局副局长。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是我并没有回应。理由很简单，虽然当时领导层和社会上反对给右派平反的压力还占优势，但是我觉得党要前进不平反冤假错案是不可能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后来才知道，他提出要求甄别以后，得到胡乔木以下中央好几位同志的支持，最后是组织部长胡耀邦亲自批准把他的右派案子，作为错案“纠正”的。他成了全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分子。组织部的文是5月26日下的。老温是一接到消息就通知我。这种同志之谊是我不能忘记的。
不久，我也被乔木同志调到社会科学院，与温老在一个大单位，只是他在研究生院当院长，我在美国研究所当所长，还是不常见面。不过，我知道他工作之勤奋，全然不像快七十岁的人，比如给研究生院找地皮盖房子就花了不知多少力气。社科院头几期的研究生在今天已经崭露头角，被称为“黄埔一期”，这与温老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上面已经提到温老对党的感情是特别深的，他编《中华英烈》杂志，编《革命烈士传》，致力于为王实味和其他许多人平反，为瞿秋白恢复名誉，亲自编出了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这些都是世人看得到的业绩。鲁迅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企图给他流布的。”温老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悲的是，这样血性、这样厚道的人，在中国已越来越少了。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也是人们的认识不断发展的20年。温老的特点是他的思想不断“与童冠而俱迈，作时世之前驱”。80年代中期，我忽然听说温老是我们社科院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我先是一惊，还有点为他担心。但是，后来听说原因就因为他到美国去参观了一趟，回来做报告，说美国真干净，从西部到东部，走了一个月，皮鞋都不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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