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我写完了，真的下起雪了。我对李又然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他听了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也听你指挥的。”我只能笑笑。
这首诗也发表在《七月》上。l938年1月间，田间、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李又然和我，大家一同到了山西临汾，那里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需要人，我们是为了开展工作，为了抗日战争而去的。
当时，丁玲(我在1932年见过面)正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临汾。田间就参加了。其它的人都分散了，有的到西安，有的南下，我到西安。
不久，我离开西安到武汉，我把这次北上所写的诗，都交给胡风，有《风陵渡》，《补衣妇》，《驴子》，((骆驼》、((乞丐》等。4月我写了长诗((向太阳))，7月写了《人皮》，都发表：在((七月》上。
在战争年代，人们流离失所，到处漂泊，谁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到哪儿去。同样，这个年代倒也会从匆匆而过的人群里遇到不期而遇的人物。我从武汉南下到湖南衡山，就碰上1929年到法国的同路人孙伏园，他是衡山县的县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座的有诗人s．M．。他后来也是胡风的朋友，遭受到和胡风同样的命运。在衡山，我也遇到日本的反战的战士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他们当时很狼狈。
我遇见了诗人番草，他是田间的同乡，他约我到广西去，说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我就到了广西。桂林也形成了战时的文化中心。我在((广西日报》编副刊，取名《南方》，原定每周一期，后来被别的副刊挤到半月一期，又挤到一月一期，最后成了无期。我曾开玩笑说：“这个副刊是个公共厕所。”
1939年秋天，我辞去《南方》编务，到湘西新宁衡山乡村师范教了半年书。陶行知先生办的重庆育才学校要我去，育才受国民党敌视，我就搬到重庆市区住。这时间，又与胡风见面。((七月》已停刊，我们只在各种会上相见。他还是很活跃，在文协负责部分工作。
记得有一次他约我在北碚和周恩来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后来在草街子育才学校讲了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重庆只有一年的时间，直到l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了，我和胡风、田汉、宋之的都收到国民党的要员刘峙、吴国桢、陈立夫、谷正纲四人的请柬，请我们去参加“总理纪念周”。只有宋之的去了，他回来说，陈立夫在会上叫嚷了一通：“我们至大至刚，什么也不怕!”
这之后，我的身后就不时有特务跟踪了。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对作家有了安排，分两路撤退：一路到香港，一路到延安。我决定到延安。走前曾问胡风去不去延安，胡风说：“不去。”态度很坚决。
我到延安后，曾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同志谈起胡风不愿意到延安。他说：“有什么意见，只要到家里，就一定能说清楚。”
但胡风终于没有到延安。
延安和重庆间的信件来往很不方便，我和田问一同署名给胡风写过一封信。以后他大概到香港去了。
l949年1月北京解放，下半年召开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和田间都参加了。
第一届政协，胡风是委员。但那时他住上海。1950年，我为和平签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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