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别人应该登门拜访的“大人物”的骄傲。可是我仍旧始终没去看他。理由很简单，我不会恭维，不会敷衍，跟只见过数面的人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么与其相对枯坐，终无一言，还是不去的好。我想有一天鲁彦会明白我的。
这“有一天”将是我终生的致命伤。不久鲁彦便将简单的家具存放起来，带着家眷到内地去了。我不清楚他离开上海以后的情形，后来只从朋友口中得知他在汉口呆过，又在长沙不拿薪水帮人家办过报。长沙大火自然也把他熏跑了。1941年秋末，他从桂林托人转给我一封信，要办《现代文艺》，要我写稿。虽然我早已满身晦气，长远不曾摸笔，为了鲁彦，我只得立刻动手。稿子在11月间寄出，附带说明我想到内地的意思。回信马上来了，他告诉我金华已经准备好旅费，同时一一也许是在另一封信上，他要我将《法老》的译稿寄给他，为买米吃，他急于拿出去发表。
但我说“马上”，其实信到我手里已是过年好久，日本向英美宣过战，金华早已失陷了。内地去不成自不用说——鲁彦的稿子怎么办呢?按他开列的两个存放行李的地方去找，一处说没有；而另一处，他的那位相识据说跟日本人办的“中华电影公司”有关系，我不敢领教。不过这并非说我如何清高，假使我是现在所谓的“地下工作者”，或曾在内地做官，利用职权在黄金和外汇上发过财，我也会大声疾呼，提倡蔬食，提倡节俭，像林语堂博士骂人民道德沦丧了。因为这么一来，表面上使人民都去做君子，既漂亮得很，而骨子里却又使他们不敢觊觎自己的财产，并可使他们永远沦为奴隶，为自己增加财产。名利双收，不亦乐乎?说句真话，我始终没有把《法老》给鲁彦找出来还是因为穷，否则无论生什么方法，我也会给他找出。那时候寄内地的印刷品已经不通，要寄只好分开当信寄，一部数十万言大著，我付不出邮费，抄写的费用更不用提了。那么即使能勉强寄出，万一遗失又怎么办呢?与其讨来放在手边，倒是仍旧放在原处稳当，我想。
大概怕给我惹麻烦，鲁彦以后没有来信。我关在一个像棺材大的小房子里一一也就是我称为“饿夫墓”的，平常连报也不看，真所谓“虽生之日，犹死之年”。但是时间也终于过去了。当时上海有一种刊物《杂志》，每期总刊载几条关于内地文化界的消息，我吃过饭，看见报摊上有新出的，便每每站住翻翻。有一天就在这((杂志》上，赫然登着鲁彦去世的简单记载。我不相信，我不知道鲁彦有病，也想象不出他去世的情形。我希望这仍旧是日本人及汉奸们造的谣言。因为在这以前已有过类似的记载，如张天翼先生，虽然早有人说他死了，后来却证明他仍旧活着，纵使很苦。不久果然又有了鲁彦的消息，在别的刊物上，据说他在害第三期的肺病，还没有死，文化界为他募医药费。
然而这只是我神经过敏。只是我不愿意一个朋友遽然离开尘世，事实上并非谣传，两次的记载歧异，只因为内外交通阻隔，他是的确死了的。前年秋天我在某临时改业银行的朋友的玻璃板下看见鲁彦去世的剪报，并听到内地报纸早有同样消息发表，我走到马路上，秋风迎面扑来，只是惘然若失。
“那么我看着他存放行李，忙着离开上海，那已是最后一面了!”我反复想。
我并不为鲁彦恸呼，我也不想说鲁彦的死是文学、文明、进步的损失，这些话我相信早已有人说过喊过。我只为爱这个人，我写这篇文章。中国是个需要吹牛拍马搭架子一一甚至丧尽一切良心的国家，那些在汉奸刊物发表文章而不得意，然后跑到内地，中伤别人的悻悻之犬，他们的生活决不会困难，他们可以活两百岁。那么像鲁彦…一个坦率、耿直、热情，为进步，为人民，肯不受报酬工作，以至献出他的生命的人，他一生坎坷碰壁是应该的!他潦倒以死，也是应该的!念之不已，为之诔日：
呜呼!
天地茫茫，
哲人不永；
身处丧乱，
寓以赤诚，
以耿以直，
坎坷流离!
终罹此果，
云胡不宜?
194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