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
透过熊十力先生，认识梁漱溟。
我和梁漱溟先生不是很熟悉，在台湾可能还有一二位他的学生对他了解得多一些，但所了解的不一定深刻。晚一辈的学者中，我的朋友唐君毅先生，大概最能深入地了解他，因为他们的生命形态比较能相应。梁先生比我大十多岁，他和熊十力先生很熟悉，所以我透过熊先生，对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多少也清楚一点。
我是在梁先生于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勉仁学院”时(民国三十七年)认识他的。“勉仁”是梁先生的书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的意义；先前也以“勉仁”办了一所中学。
那时梁先生正热衷于政治、社会及乡村建设的活动，很少留在学院，一应校务都靠学生辈维持推行，为了寻求一位精通国学的老先生授课，便找上了熊十力先生至学院任教。我就是经由熊先生的介绍而认识梁先生的。
熊先生在“勉仁学院”教授，深获学生尊敬，但是在精神上则未必相契合。熊先生有自己的愿望，就是讲学；而对建学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就找了我去。我是在建学以后去的，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所以对梁先生也有一些了解。
成一家之言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践，就他思想的渊源来看，可以约略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为代表。
这本书是梁先生应王鸿一之邀，在山东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的演讲词合辑成书的。那时他还很年轻，才三十岁不到。这是当时非常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而下，像螺丝钌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梁先生没出过洋，又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但一样可以讲中西文化问题；黑格尔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字，但到现在为止，讲中西文化问题的，没有一个超过黑格尔的，谁能够像黑格尔了解到那种程度的?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了。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
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巨川)，在民国七年时，为抗议象征着固有文化的清朝之灭亡，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梁先生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
究竟，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了三百年之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难以步上正轨，而源始于十七八九世纪近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就摆在眼前，应该如何作个抉择?
中西文化各具有不同的“理性方向”(趋向)，一是“技术(工具)理性”，一是“方向理性”。“技术理性”不能决定生命的方向，所以在此之外，必须有“方向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