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来决定生命往哪儿走。是佛教?天主教?是共产制度?还是自由经济?这是由“方向理性”所约定的。中国文化基本上就与西方文化不同，有其独特的原理及结果，故梁先生一直企图从中国的传统中开出未来中国文化的道路，这就开始了第二阶段一一“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工作。
梁先生思想的局限
梁先生曾说过最后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而《乡村建设理论》，虽是他最用心的著作，企图自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纵惯性不够，在方**上“从果说因”，是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尤其是文化上。
表里如一，体现了文人风骨
梁先生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但是，在“文革”之时，他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被批斗时，家具和所有的藏书也都被摧残烧毁，他并没有反抗，只极力要求破坏者让他保留一部字典，因为那部字典是向朋友借来的，烧掉了会对不起借他的朋友。虽然最后这部字典还是不能幸免，被烧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那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厚的一面。这是很了不起的。
代表重开新局的文化意义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继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清朝三百年着重考据，摒弃宋明理学，阻碍了中国文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后期的公羊学者，虽然有心开出一条方向，但却是不行的，不能适用。民国初年，一方面是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的虚无主义泛滥，想要以佛家的空、无来取消一切；一方面则是胡适之、陈独秀的西化，在这些潮流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这就是当年马一浮、熊十力等“新儒家”拓展出来的方向，是从整个传统文化一一尤其是王阳明之学和梁先生最喜欢的泰州学派——中延续过来的，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