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许多问题。他很想收集材料，写一本《戏剧本事录》，对一些剧本作一些考证，但没有成书。1917年他开始收集歌谣，花了8个月的时间收集到吴歌二百首，后来编成《吴歌甲集》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这是当时印行的第一部歌谣专集，对于歌谣收集工作的推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他又结合对歌谣的研究，对((诗经·国风》提出了新的理解。孟姜女传说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之一。他为了研究这个传说，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其中包含文献记载、剧本、唱本、歌谣和正在流行的传说，按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清理出这个传说发展、演变的复杂过程，写出了((孟姜女故事演变》这篇著名的文章。他还注意民间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调查，收集和整理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近年，他还把民俗学的研究跟古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写出《嫦娥故事之演化》和《(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
颉刚先生对于民间文艺的长期研究，使他认识到民间文艺形式作为宣传工具的重要作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曾模仿民歌写了一首((伤心歌》，宣传反帝，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九·一八事变以后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师生支持下，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做宣传抗日的工作。最初是采用大鼓书词的形式，有((胡阿毛开车人黄浦》、《傀儡皇帝坐龙廷》、《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义军女将姚瑞芳》等书，都是以真人真事去激发群众抗日。这些书的出版机构，最初命名为“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后来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前后出版小册子有五六百种，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
颉刚先生对专门学术工作，也注意提倡写作形式上的通俗化。他在30年代编写的《中国上古史讲义》和解放后’出版的Ⅸ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都是在深厚的研究基础上写出的通俗易懂的专著。
颉刚先生的治学道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来源于我国史学史上怀疑派的疑古思想，他自述“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憔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则启发我作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联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颉刚先生曾著有《郑樵著书考》，标点了郑樵的《诗辩妄》，整理了《崔东壁遗书》，又标点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从这些工作中可以看出，颉刚先生所受到的学术上的启发。他又自述，在这方面又受到胡适和钱玄洞的启发和帮助。我看，更全面地说，恐怕应该说是，他受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辩古史，推倒经学偶像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第二个方面，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和发展。他特别推崇王国维，他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影响之深。”第三方面，是道咸以来经世致用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研究边疆地理，是一个很显著的表现。他起草的《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来，通俗读物的编刊也是这种思想表现的又一形式。最后一个方面很值得提出的，他善于从所接触一的某些事物中，找出相互间的联系，并应用到学术上来，他对于古史的根本论点，就是在看戏过程中得到的启发，他看到同一个故事，在这个剧目中这样说，在那个剧目中那样说，都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他想到，历史故事是会变的。他又从民间传说里看到同样的故事，一个时代一个说法，一个地域一个说法，传来传去就会面目大变。他从戏剧和传说中看到的这些情况，启发他和支持他对于古史提出了这些看法。这一点经验，对于研究学问很有用处。一个学者要从各个方面吸取营养，才能使他的成就更为丰富。
颉刚先生在学术工作上是很有事业心的。对学术研究不断提出新问题，对组织学术活动和诱掖后进都表现出很大的热忱。凡有机会跟他往还的，大概都可以有这种感受。
颉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个有成就、有地位的历史家，在国内外享有相当的声誉。他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学术方面的遗产，还有待我们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