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新华日报》时题为((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后刊载于《文哨》第1卷第3期时改现题。
吴组缃
直到去年春间，才和雁冰先生识面。
那是文艺协会的年会上，我到得很迟，远远看见台上坐着的，左边一排是几位官儿；右边，有一位穿咖啡色西服的。这人我不认识。请问了别人，那人诧异地说：“你们没有见过面吗?是老茅。”台上光线照例较弱，那些座椅又堂皇得很，坐在那里的人们被这背景衬着，多少都显出些“庄严法相”的昧儿。这时候的老茅即雁冰先生，也有点这类神圣不可接近的样子。我不喜欢听这种例会上的演讲，只好傻瞪瞪的端详那些台上的“法相”，望来望去，眼睛还是落到这咖啡色西服身上。我潜意识里给雁冰先生摄下一张照片：一个架子不小，神气十足，体格很魁梧，道貌很尊严的影子。
过了一会，雁冰先生也许是坐得不安起来了，他偷偷从台上的侧门溜了出来，溜到台下人众中，找了个旁边的空位子坐下了。这时候咖啡色身影骤然小了许多，那庄严法相也不见了，现出一个清癯的柔弱的脸，是个“江浙型”的脸，戴一副小眼镜，唇上留着一点秀气的短髭。他连连眨动着那似乎有点沙眼病的眼睛，并且习惯地耸了耸肩，而后从衣袋里摸出烟卷，点了火，轻松地，舒适地，但几乎是敛缩地，依在那位子角落里，吸着。我心里想，一个人在台上，和在台下，有这样的不同!但也并不太吃惊。
这天会散，我们只在聚餐的席问握了握手，因为人多，场面乱，彼此都没有说甚么话，连寒暄也没有。第二天为舍予兄祝贺创作二十年，白天的茶会人太多，我没有看见雁冰先生．，晚上在郭先生家里吃饭，雁冰先生也在场。这次人少些，可是也有两桌多。大说大笑大唱，一直闹了两三个钟头。雁冰先生始终敛缩地坐在一边，微笑着。我不记得他说了甚么，或是做了甚么。散了席，以群邀我到会里去住宿，说雁冰先生也住在那里，可以谈谈天，同路的大约有四五位，一路走，一路七嘴八舌地谈笑。有谁忽然想起来，说，“啊哈!我们早就该给沈先生做纪念了!他比老舍还早呢。岁数怕也要大些?”于是许多人应和着闹起来，有的查问他的年纪，有的计算他从事文艺工作和开始写作小说的年数。雁冰先生显出着急的神气，笑着连说“没有，没有。”像一位小姐听到人家提及她的花烛佳期似的，简直是害羞的，快步抢到前面，躲开了。
当夜连我只有三个人在房里。雁冰先生把靠桌一张藤椅让给我坐，他自己坐在桌子侧面的小方凳上。我们随便谈着。已经不记得谈了些甚么一一对，我曾傻里瓜气的问了他一些关于某某文化现况和对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之类问题。他只告诉了我几件他所目见的事实，谈了几个故事。没讲一句理论和空泛评语，也没有要“勉励”我或企图“说服”我的意思。随口我们又扯到别的题目上，渐渐的，我的潜意识里把原先所摄取的印象都重新添改过来了：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的柔和的光，亲切地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甚么问题，他都流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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