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在香港突然接到他从昆明的来信，才知道他全家已从上海迁到昆明去了。这一行动显得十分突兀，我写信去责问他：“你为什么搬到昆明去?”这一回可没有得到他的复信。一直到建国以后1949年的冬天，他突然一个人到了北京，才知道他全家正从昆明搬回上海，海道绕行天津，他让家人留在天津，独自到北京来探望几个旧友。我见他又回上海，心里高兴。而时间匆促，只在餐馆的食桌上匆匆叙旧。他的神情有点萧索，悄然地对我说道：“我是做好了最后的思想准备才决定回来的。”显然他对当前伟大的变革和今后新时代的开展还不是十分明确的。我听了他这句话非常难过，但已没有促膝长谈的时间，只能劝他多看看现实，我相信他是会了解的。他一直显得很沉默，直到我送他上去天津的火车，他好像安慰我似的，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当然是在看，我看得出来，共产党是要把中国搞好的!”果然，这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深信新的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他也一定能够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以后又整整二年没有见面，连通讯也很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收到他寄来的建国后新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他已经健全地工作起来了。
以后我回北京做出版工作，常有机会去上海开会，不管时间如何匆忙，我们总是要找时间谈话，他依然过着书斋式的生活，更奋力地继续巴尔扎克的翻译。也非常关心周围的事物和动静。他对问题总是作独立的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对于人云亦云的话，他是连听也不想听的。他对新的变革抱着热切盼期望敢于提不同的意见。文艺界不少同志是尊重他的，对他做了许多团结的工作。我感觉到他工作一年更比一年积极，精神也越加昂扬了。
1957年春天，他被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我得到一段假期到南方几个地方去旅行，过二上海的时候，他的住房已不似过去宽敞，而我的境况也不似过去那样穷无所归了。但他仍为我准备好房间，非叫我住在他家里不可。我们谈了许多话，他总是指摘我们工作上的缺陷，和某些同志的作风态度问题。出版社出版他的译书，做具体编辑、出版、印制工作的同志，说起傅雷都感到头痛，他的译文你不好动他，一动他会和你大吵。当然解放后我们有些做编辑的同志，忘记一向“文责自负”的传统，常常像小学老师对待学生作业的满腔热忱，去对待著译者的原稿，那遇到傅雷就过不成太平日子了，他会写万言书与你辩论，驳得你哑口无言。过了编辑的关就轮到出版工作的同志，他什么都要干预，版面式样，装帧设计，印刷字体，纸张用料也都要过问到底，一丝也不肯放松，于是摩擦的事情就多了。他对改进的要求过于急躁，有些要求又不免苛刻，这样弄得常常生气、吵架，闹情绪。我觉得他也可怜，什么休息娱乐的事都没有，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至多从电唱机听听音乐，或到院子里看一回花。我便提议一起到富春江去玩玩。达夫对我说过，那儿风景比日内瓦还好，西湖简直连比也不能比了，我是很久就想去看看的。他说手头的工作放不下来，让我先回家乡，游过四明山和天台山，回到杭州，他再来一起游富春江。而当我和魏金枝宿在天台山顶的华顶寺看过云海日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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