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得到了开展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消息。富春江游不成了，匆匆回到上海，还是非宿在傅雷家里不可，可他自己却整天去开会鸣放，光叫我安静下来呆在他家阁楼里写旅途见闻，没有接待我的时间，至多在夜间回家匆匆忙忙谈些开会的情况。我发现他完全改变了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习惯，对社会事业表现了高度的关心，还暗暗地为他高兴。
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回京不久，他已遭受了批判，那罪证是他在会议上、在报刊上对文化出版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我所不知道的罪恶的言行，但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可没有想通。一个有力的证据，几次见面时谈到他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他认为孩子在艺术上已有成就，大有前途，是可以放心的。不放心的是青年人会因小小的成就就骄傲起来，以致在政治上犯错误。他常常给儿子写万言书，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报道国内各条战线上的新景象，鼓励儿子必须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有时他把信稿给我看，我看完全是出于真诚的。那他为什么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上海的批判会还特地给我来信，要我揭发傅雷的罪行。我觉得这是组织任务，我对党对同志都有不能推却的责任。然而我写不出我所知道以外的“事实”。于是我就得了划不清界线，还美化右派分子的罪行。其实我也有“恐右病”，1958年春初去上海开会，我不敢上傅雷家去了。偏偏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把我召去，派我去帮助傅雷。他说他们千方百计想挽救傅雷，不给他戴上帽子，条件是他得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写一个深刻的检讨。于是我勇敢地登门了，当然我不愿他戴上帽子。但他的态度十分顽强，他写了检讨，硬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我这个帮助者爱莫能助，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深刻。以后不久，他果然戴上了帽子，不承认这帽子的只有他自己。出版社不能出右派分子的书，尽管翻译的也不能出，要他改用一个笔名，他断然拒绝。因此虽让他继续翻译，他的译稿只好长期积压，静待他把帽子摘掉。后来，果然给他摘帽，但他既不承认帽子，也不承认摘掉，他拒绝出帝宣布摘帽的会，依然埋着头译他的巴尔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