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谢六逸先生是我们朋友里面的一个被称为“好人”的人，和耿济之先生一样，从来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他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凡有朋友们的委托，他无不尽心尽力以赴之。我写《文学大纲》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学一部分，简直无从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写下来的一一关于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写的。但他从来不曾向别人提起过。假如没有他的有力的帮忙，那部书是不会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乡贵阳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来做事。我们同事了好几年，也曾一同在一个学校里教过书。我们同住在一处，天天见面，天天同出同人。彼此的心是雪亮的。从来不曾有过芥蒂，也从来不曾有过或轻或重的话语过，彼此皆是二十多岁的人。一～我们是同庚一一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梦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专门研究日本文学和文艺批评。关于日本文学的书，他曾写过三部以上。有系统的介绍日本文学的人，恐怕除他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他曾发愿要译紫部式的((源氏物语》，我也极力怂恿他做这个大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没有动笔。
他和其他的从日本留学回来韵人，显得落落寡合。他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他其实是外圆而内方的。有所不可，便决不肯退让一步。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
我们那时候，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我们常常到小酒馆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总是和我们在一道，但他却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来，见到天井里的一张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抬到了楼上，代为脱衣盖被。现在，他们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时候。想到少年时代的狂浪，能不有“车过腹痛”之感！
我老爱和他开玩笑，他总是笑笑，说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可爱的带着贵州腔的官话，仿佛到现在还在耳边响着。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可爱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方才因为我的迁居而分开。
那时候，我们那里常来住住的朋友们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极忠厚而对于艺术极忠心的画家，也住在那儿。滕固从日本回国时，也常在我们这里住。六逸和他们都很合得来。我们都不善于处理日常家务，六逸是负起了经理的责任的。他担任了那些琐屑的事务，毫无怨言，且处理得很有条理。
我的房间，乱糟糟的，书乱堆，画乱挂，但他的房里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火炉架上，还陈列了石膏像之类的东西。
他开始教书了，他对于学生们很和气，很用心的指导他们，从来不曾显出不耐烦的心境过。他的讲义是很条理的。写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书。他的《日本文学史》，就是以他的讲义为底稿的。他对于学生们的文稿和试卷，也评改得很认真，没有一点马糊。好些喜欢投稿的学生，往往先把稿子给他评改。但他却从不迁就他们，从不马糊的给他们及格的分数。他永远是“外圆内方”的。
曾经有一件怪事发生过。他在某大学里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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