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看穿。他绝看不起中国人学来一个牛滓架子，或者他对于剑桥清谈，也不尽看重吧。
至于他所受者，大来说近代欧洲的，小来说维多利亚朝以来英国的，究是些什么，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几句。
行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纵感情压倒了理智。是是非非要全依经验，而不容以幻想代经验。流传之事物或理论，应批评而后接受，而不容为世间的应声虫。论事论人要权衡轻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价值，全以在社会福利上人类知识上之关系为断。
社会是一个合作团，人人要在里边尽其所有之能力。
社会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费之处是必须改革的(虽然要用演进的方式)，社会上没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读者看到这里，若是不识在君者，或者觉得此君必是一个“冷静头脑”，这却大不然了。他是一个火把!他又是一个感情极重的人，以强动不息的精神，用极大的感情，来祈求这一个“理性一经验一实用”的哲学，来实现一个进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归纳以上两章，我们可以说，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备中西伦理条件的积极的良善公民，永远为团体为个人服务着。这一点是使他不能为革命党处。在君在主义上是钦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学及开明的民生主义者。
近代文化到中国来，虽有成功，亦多失败。今日中国在思想上，在社会伦理上，在组织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现象，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等的近代化国家了。为什么他先死呢?
木术木
记得九·一八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铁穆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所以我说他好，比胡适先生说他好更有要求读者注意之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