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高先生是一个不长于算学的算学家。我国旧日的读书人，最不注重数目字，所以说到山的高，动辄千百里，说到田的多，动辄万千顷，做起事来，也就不肯一一二二分别清楚，总是“差不多”，“大概”，这样的模糊过去。甚至受过新式教育的人，表面上高等算学也曾涉猎；但是除有直接动用算式的必要外，平时办事也很少利用算学来解决的。高先生却不如此，他虽然是旧学的出身，没有受过新教育的洗礼，他对于算学的智识也不高深；但是讨论事件的时候，他总是手持铅笔，运用四则比例或百分的笔算，作为决断的根据。在没有计算清楚以前，不肯遽作结论。他并且喜欢比较计算，譬如想出版某一种书，估计其营业的损失，常人只不过按照所拟的版式字体中纸张加以进篡罢了，高先生却别行假定种种可能的版式字体和纸张，把这种种假定计算所碍韵结果和原拟计划的结果互相比较。这虽然多费一些工夫，但他总是不惮烦多擎街荔他又常常试作统计，虽然他对于统计工作所能运用的算式，只是百分法或是棚法和除法所得的平均数。但是主持全局的人本来用不着自己从事精深繁琐糊计算，只要遇事都作粗略的统计或比较，那就很难能可贵了。高先生有了邃科靖用算学的良好习惯，所以在他的细密思想中，又加上客观的论据了。
第六，高先生是一个合短取长的鉴衡家。高先生是最爱才的人，随时随地都想物色人才。他对于人才的鉴衡，抱持着最公允的态度。他认为天下没有完全的人物，因此，对于大醇小疵的人才，不仅含短取长，而且完全忘却其短处。单就商务印书馆一方面而论，经他拔擢的人着实不少，结果，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影响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很大。当他举我自代时，我所有的短处，断不能逃过他的鉴衡。不过还是持着平素所持的态度，把我的短处忘却罢了。
第七，高先生是多方面的研究家，又是许多研究家的赞助人。高先生对于研究的兴趣很浓，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二十几年前，有改革部首的草案，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此法较旧法已很便利；但高先生是一位彻底改革家，自己认此方案还不算彻底，始终没有把它发表。他又抱成功不必在我的态度，当他把自己的检字方案搁置时，便留心到外间有没有热心研究改革检字方案的人。后来给他发现林语堂先生曾经发表一种首笔检字法。那时候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担任教科。民国十三年秋间，高先生因事到北平，辗转托人介绍与林先生详谈，力劝林先生继续研究。后来回到上海和我商量，我也赞成此举。因此便由商务编译所与林先生订一合作研究的契约。于一年期内，由商务按月资助林先生若干元，由林先生酌减教书的钟点，从事新检字法的研究。后来我对于检字法的研究也发生了兴趣，有一天对高先生说起这事，他虽然极力赞助他人从事这项研究，但因我日间职务很忙，不愿我过于劳苦，便把成功不必在我一语来相劝。但是我的兴趣已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便瞒着高先生，私底下每晚在家里研究。过了约莫半年，我偶然发明号码检字法，欢喜到了不得。次日对高先生和盘托出，他也欢喜万状。其后，我因为这号码检字法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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