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所有的衣服不分衣料如何，上面几乎都有化学试剂烧破的洞，就那么穿着出去作客。那几年大家都忙得要命，只有在“回娘家”的时候姐妹们见见面。谈话材料就是政治。我的爱人杨述老是充当临时政治讲师的角色，给我父亲和弟妹们讲各种中央精神，讲政策。有时我也讲点“内参”里见到的违法乱纪的消息，四妹一听总是十分愤怒，大骂那些不爱祖国的可恶的人。她本来完全可以入党，也并不是支部不要她，是她自己认为凡党员都是最圣洁崇高的人，衡量了衡量，总觉得自己还差，还得提高，她当时没有提出申请。
黄云还在广播电台。他是开国大典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负责转播工作的工程师。也是一心一意扑在他的工作上。有一次，干了一个通宵，清早去用冷水冲脸，却忘了脸上还戴着眼镜。叭的一下，把眼镜砸在盆里。他们一心一意，以为共产党做的一切全是对的。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黄云来了个挺身而出，批驳别人说的党外人士常常有职无权，他说：“我不是党员，我体会自己就是有职有权！”后来，他由此被称为反右的积极分子，入了党，当了总工程师。他们夫妻俩是那么天真，实在不知道党内还有什么阴暗面。
1958，年大炼钢铁，这下子四妹可忙坏了。炼钢铁要用焦炭，当时在全国搞开了“大炼土焦”的运动，她就到全国各地农村去跑，近至河北，远到广西。她是研究炼焦技术的，出过国，懂得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时却天天忙着帮助农民搞那一个一个大坟堆似的土包，中间堆上煤，下面留条出风道。她未尝不知道用这样的方法炼出来的东西不大可能适用于现代化的高炉平炉，但是她说：“这是党号召的，我得尽量扩展我的知识范围，也可能找出一条可行的新路。”为此她努力钻研，碰壁无数。还真的搞出一本《全国简易焦炉配煤方案》的书。我那时也在农村“大炼钢铁”，有一次因公回北京见到了她，说起这些炼焦土炉，倒觉忽然找到了业务上的共同语言。本来她的业务和我的业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这时这种把文学家向科学“提高”，又把科学家向文学幻想“降低”的办法，使我们奇怪地变成了同行。为了“农业大放卫星”，我还曾写信向四妹求援，她也曾认真地帮我找了几本农业科学的参考书寄来，告诉我应当看哪几节。但是，最后当然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们放的那种“卫星”，任何书上也不会有。她自己跑了一阵之后，在“大跃进”的运动中又叫她参加编写什么《中国炼焦史》，也算“卫星”。她于是忽然又投入了古书，把自己原来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全放弃了。到这时，机关支部又曾要发展她入党。人家是好意，觉得她积极，她这时却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党的步伐”，不敢进入党的行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