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来到。在最困难的年代又决定把她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当社员，她仍然毫不踌躇，把独生的小男孩放在我们的娘家．，自己下了乡。那是l959年。农村食堂还在作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硬维持着。可是粮食都在前一年糟踏掉了，煤炭也浪费完了，食堂简直已经开不出饭来。她就在这样的农村公社里“锻炼”了一年，而且还当上了“五好社员”。在回北京之后有一次见到，我们互谈下放经历，我说起五八年我们那里下放干部因拔了人家的锅，招致农民不满的事。她可说，她那里的农民特别喜欢下放干部，食堂开饭的时候都要下放干部掌勺。因为下放干部最公平，不会因为亲疏厚薄而给这个多打饭，叫那个饿着。不够了常常宁可自己少吃一口。我听得出来，她说的这大概首先就包括她自己，她下乡去给农民分饭去了！
当了这样的“五好社员”回来，她从此可就染上了慢性肾盂肾炎一一最后致命的病了。
但是，即使这样，她回来仍然竭尽全力又在她的实验室里，一天到晚不出来，她那个实验室里常用氰化钾(剧毒)，因此，不允许研究人员在室内喝水，要喝水或要出门小便都必须换鞋换衣。喝水要去饮水室’。她为了避免麻烦、节省时间，干脆就整半天不喝水也不小便，直到下班再说。一一当然，这对她的肾盂肾炎很不利。她有一个孩子，但几乎没有家务。起初，她把孩子搁在娘家，自己根本不做菜，以买罐头代菜。有一次我到娘家，她款待我的就是半凉的窝头外加罐头果酱。因为发面太麻烦，蒸窝头简单，她家基本就吃窝头。到后来，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就把孩子领回，雇了一个保姆。她就把每月工资都交给这保姆。随便人家给她开什么饭她就吃什么。甚至连她自己穿的衣服也委托这位保姆去代买代办，给什么穿什么。见了我面就赞扬这位保姆，说是靠了人家，自己才可能投入工作。他们夫妻俩都是高级工程师，收入不少，负担又轻，倒不像现在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受经济困难和家务的威胁。她是没工夫去管家务，就干脆采取不管态度，她家的厨房收拾很干净，想必也因为食品简单，没有乱七八糟的砧板菜锅等等物件堆放，她就经常以厨房兼作餐厅，甚至为避免干扰，去厨房里读书。
但是，就是这样，她也未能逃脱“文化大革命”那史无前例的厄运。他们的家被抄了，黄云成了走资派兼特务，她是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照片、日记、存款……一切都成为罪证，一扫而空。我的家因为也给抄了，一家人也隔离的隔离，下放的下放了，就有很长时间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去干校劳动，四妹曾亲手做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和一条的确凉短裤寄给我。因为她知道我们那种每天四点钟起来，还只能歇大礼拜(即二周休息一天)的生活，实在连认真洗衣服的工夫也没有。她说：“的确凉好洗一些。”她是从来不怎么会做针线活、也没做过成件衣服的。这身衣服做得可不好看，领子也开歪了。但我一直把我妹妹的这件试制品留着，在干校劳动时舍不得穿，专门在进城时当礼服用。
直到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才再到她家去看。只见原来的一套单元房(其实也只两间)被减为一间。她的儿子这时已经初中毕业，也只好和父母同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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