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只安居了一年，又到武昌、上海、广州。l926年，为了龙儿的病，他曾匆匆从广州赶回北京一次。l927年他在上海和王映霞同居，才把北京的家结束。三婶带着龙儿的弟弟妹妹回到富阳去，而那六大书架的书又只好由母亲安排，搬回我们家的西厢房来。直到达夫1933年从上海移家杭州，而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移居上海时，才又把三叔的两三万册书装箱运到杭州去。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杭卅I沦陷期间，“风雨茅庐”的书全部失散了，传说有的被日寇运走，有的被盗卖了。日本投降后，还有文艺界朋友在旧书店里买到达夫的藏书，有他的亲笔签名，有的还写着“达夫爱读之书”。

    在上海的回忆

    1926年6月，三叔为龙儿之死从广州赶回北京，10月再到广州时，郭老已随大军北伐，原来由创造社人员几乎包办了文科的广东大学也改组为中山大学，领导人员几乎都换了国民党中人，如戴季陶、顾孟余、丁惟汾、朱家骅等，文科由傅斯年主持。达夫看看无可作为了，便於11月底辞职，仍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洪水》和《创造月刊》。在1927年1月出版的《洪水》上，达夫发表了他写的暴露广州政府中黑暗面的《广州事情》，引起很大震动，跟着发表了一些对达夫的批评，成仿吾写了《读(广州事情>》在《洪水》上发表，郭沫若也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不管怎样，与北洋政府相对来说，暴露黑暗总是

    往革命政府脸上抹黑，於革命不利。后来也到了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读了《洪水》，却曾著文替达夫辩解，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1927年初春的政治气候正是乌云翻滚，非常险恶，影响到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一致。三叔这时一个人住北闸在创造社的编辑部，情绪消沉。恰好就在他的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里遇见了王映霞。后来他曾对孙百刚吐露过他当时的心情：“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当时的中国，哪里是绿洲呢？於是三十一岁的三叔第一次性命交关的掉在爱情的“绿洲”上了。

    单凭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以行动闯出一条革命道路来虽然不足，但对於排除爱情的障碍，战胜宗法社会的种种非议却是有余的。他和王映霞终於结婚了‘，在赫德路嘉禾里安了家。熟人、朋友、两方面的家庭自然都不赞同。听母亲说，父亲在北京知道后非常生气，不知写过多少信去告诫三叔，作为法官的父亲首先就指出，这是要犯重婚罪的，然而既成事实终究是既成事实。

    在新旧交替的婚姻问题上，这样的事在当时毫不稀奇。在受害者的旧式妇女方面，已经承受惯了千百种封建压迫，与其再遭受“离婚”更受歧视的打击，勿宁接受生活的一定保障来抚儿育女更来得现实些。三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经常汇钱回富阳去给三婶。

    这一年他开始雄心勃勃的编辑出版《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出版了，接着《文学概论》、《日记九种》出版了。之后，到1933年移家杭州以前，陆续出版了全集二卷《鸡肋集》、三卷《过去集》、四卷《奇零集》、五卷《敝帚集》、六卷《薇蕨集》和不列全集卷数的《忏余集》，以及《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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