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篇《迟桂花》、翻译集《小家之伍》等等。1927年8月，退出创造社后，他支持几个青年人创办《民众旬刊》，他写《发刊词》和评论，出了五期停刊。从l928年5月到1929年8月，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被迫停刊后，1930年又与陶晶孙合编《大众文艺》月刊，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不久又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禁刊。1933年4月，达夫和王映霞移家杭州，但是他为了收稿费，买书，还是经常来上海。

    我是1933年7月到上海的，当时是十七岁，已经用假文凭考进了北京艺专学了三年西洋画。因为父亲已先於一年前调到上海租界法院里工作，这时全家都搬来上海了。我高兴极了，早已响往上海，进步文艺活动的中心。我渴望见到三叔，他会带我去看这大都市里的新鲜事物，去看有名的作家。可是他也许和七年前在北京时不一样了吧？他有了个王映霞，再到我们家来会不好意思吧？我很替三婶难过，可又很同情三叔勇敢地顶住了一切非议，获得了幸福。不久，他和王映霞到我们家来了，仍然穿着长衫，很随便、很快活的样子，爽朗的大笑，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而父亲呢，竟然也对他们很和蔼，很亲切，一点也不板面孑L。王映霞给我的印象不像我想像的那麽年轻，说一口杭州话，很会应酬，开起玩笑来也绝不会吃亏，衣着打扮在我这个女学生看来更接近於少奶奶型，穿一双绣花鞋。这最初的印象与我后来的了解还是相符的。达夫生过一场大病，她尽心护侍，病后她每天墩野鸭、甲鱼给他吃，她的确很会烧菜，也很会管家，三叔的收入全靠零星稿费，很不稳定。过去他向来是钱一到手，不是买书就是请朋’友喝酒，很快就花光了，如今全由王映霞管起来，酒也不许喝过量。也是她的主意，重新把出过的书编全集由北新书局重排出版，每月抽一定的版税，保证了固定收入。父亲到上海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而母亲和北京的家还没有搬去，父亲一个人暂时住在办公室里，下班以后经常就到嘉禾里，谈天吃饭，有时打四圈小麻将，谁输了拿出钱来买菜请客。就在那儿，父亲认识了田汉和阳翰笙同志。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桂林经常见到田汉同志，他多次和我谈起三叔、父亲在嘉禾里时的情谊，也一再谈起他自己被捕时父亲帮助他脱险。他说，那真是戏剧场面啦，几天以前还坐在一起打麻将的，忽然就在法庭上见面了，他一看是父亲坐在上面，一本正经的审问他，他差不多想笑出来。我也和他谈起，父亲对三叔犯“重婚”罪曾经很生气，怎麽到了上海又跟他们和好了呢？他说：“你不知道哇，在法律上重婚罪是要有当事人告状才成立的，没人控告就不论啦！哈哈哈！何况王映霞给大伯伯烧的一手好小菜，你爸爸就爱吃她烧的甲鱼呢。”他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

    三叔第一次看见我，非常惊讶：“长得这样高！是个大姑娘啦！”记得他跟我开了许多玩笑，用富阳家乡话说我是个“木都”(就是傻瓜的意思)，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还说要给我找个好婆家。我很生气他还把我当小孩，而不是正经把我当个大学生那样谈话。但是我也看出他很高兴我是学画的，他有了个搞文艺的后代，因为父亲叫我拿出习作来给三GIGIA看(我还是一直叫他三GIGIA)，他确实是很高兴的夸奖了一番。

    这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来带我出去玩，可惜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除了坐电车之外，走路走得很多，而且他走得很快，在大街上我想看看橱窗都来不及，到了一处跟一些人说说笑笑，介绍我是她的侄女，又出来再到一处，就好像不是带我去见世面，而是带着我去给他的朋友们看。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去过菜市路上海美专，见过倪贻德和刘海粟；还去过霞飞路一个“按摩院”的楼上，那是漫画俱乐部，在那儿第—次认识了叶浅予、黄苗子、丁聪、梁白波、胡考、陆志庠、张乐平……等许多人。

《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