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纸嗖嗖作响。“硬面一一饽一一饽”的叫卖声像是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凄凉，成为那个年月的北京的标志，即使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也永不消逝。三GIGIA仍然带我到河边去，已经用不着摆渡，我们就在冰上走，看着岸上的枯树在冷风里摇晃，看着工人们凿出四方的大冰块，用力猛推一下，冰块滑到岸边，再把它运进冰窖储藏起来。我最喜欢的是坐上冰船儿，其实是一个大木床，下面有两根铁条，人拉着跑几步就坐上来，冰船就飞快的在冰上滑行，这样可以走得好远，直到西直门。坐上冰船，三GIGIA总是把他的大围巾拿下来盖在我腿上。

    关於这围巾还有一段故事，那是沈从文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讲过的。就是这一年的冬天，他住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但是他写出来投稿，没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后来知道有一位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讽刺话把署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纸篓里去。他常常是饿着肚子，有时去亲戚家混一顿饭吃，几个表兄弟打着牌，叫他代他们把学校作业的文章做好，因此他也不愿多去。有一天，下着大雪，正当他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人自己报名，啊，竟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了。看到他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包得紧紧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麽天真，那麽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他还告诉我，当时达夫在北大名义好听，有三百块钱薪水，可是教育部欠薪每月只拿一成。

    1924年初达夫写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说的沈从文。l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达夫正在新加坡，英军撤守时，由於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南下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侨领的安全，甚至对某些文化人不发护照，达夫和胡愈之先生等只好雇船撤往苏门答腊隐避，达夫把孩子郁飞托友人带到重庆。据郁飞的回忆，他父亲首先考虑到在国内可以托孤的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但是达夫又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的清贫，怕他自己的接济中断时给他造成困难，才又将郁飞托给别人。如果沈从文先生知道此事，一定又为之唏嘘不已。

    1924年的春天，三婶带着龙儿也从南方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搬到什刹海北岸一所小房去住了。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架葡萄。三叔搬走以后，我只有礼拜天要求父亲带我去三叔家。夏天，我们和他们全家常常穿过门前柳荫去什刹海，当年那儿是个游乐场，有各种北京传统的吃食洒白糖的莲藕，荷叶粥，冰冻的柿子酪，凉粉，还有各种江湖艺人在那里买艺。晚上，常常是在三叔家吃过晚饭，搬出凳子在葡萄架下喝茶，父亲和三叔谈诗论书，我哄着龙儿弟弟捉萤火虫。后来达夫在《一个人在途上》中写道：“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

    1926年端午节的前后，五岁的龙儿患脑膜炎终於死去。达夫从广卅I赶回北京，已经死去五天了，他写道：“去年摘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龙儿)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人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

    三叔家虽然搬到什刹海，但是我家西厢房地上仍然堆满他存放的书，大批的是创造社运来北京销行的新书。他走后有好长时间我还爱一个人锁进那间没人住的西屋看书看个饱，记得有达夫的《沉沦》、《茑萝集》，郭沫若的(《女神》，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张资平的什麽书。此外属於他自己的外文书、中文旧书都搬到什刹海去了，记得母亲找了木匠量好他的房间尺寸，替他定做了六个大书架，分成许多层搁板，上了黑色油漆，贴墙立起来，将近有顶棚那麽高。他从日本就运回许多书，回国后在上海、北京到处买书，几乎每天从外面回来都看见他夹着几本书。除大批的名著小说诗集之外，也：有历史、哲学、政论的书。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到在日本高等学校的四年中，除了应付功课外，光是读小说：“从杜儿葛纳夫(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陀思妥也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於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真不知他是怎样读这麽多书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也几乎每天记载着买来的外文和中文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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