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次的磨难应该算是他“咎由自取”了——一生的创作无疑成为他全部的“罪行”。我曾经问过父亲：“你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后悔过吗？”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讲起了他在干校期间的牧鸭生活。他说他每天都要出入没膝深的沼泽地，屡屡看到被溺死其中的牛的骨架。一日他不慎陷进泥淖，且四周空寂呼唤无应。父亲说他当时很恐惧，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不能死！一一这样死，死得不是‘其所’！”父亲的“其所”又在哪里昵？上个月广州的黄秋耘叔叔寄来了他写的悼念父亲的文章，他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俩同关一间“牛棚”时的苦难经历。他说父亲总是那么乐观、那么自信，一再劝慰他应该振作，应该达观，还说他不相信全国的监狱能关得下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这岂不正是父亲的暗示他的朋友要争取自己的“其所”吗？
就在造反派严密监视的空当里，在一次次接受批斗的喘息之中，父亲竟以各种他人所无法认识的符号记下了整整五大本日记。他说他并没有想到是为了“翻案”，也没有想到是为了“变天”，他当时的这一做法，仅仅是习惯使然一一这可真是“本性难移”了。1973年父亲因冠心病频发而被“恩准”回南京治病，闲暇中“翻译”整理出五本日记的全文。这无疑是一部中国作协七年间的“文革简史”，当然更不乏父亲的“负隅顽抗”与“老奸巨猾”了。造反派在田头召开他的批判会，他竟大开“小差”，拾起一根竹棍专心致志地剔除鞋底的泥巴。为此他又被冠以“伺机反扑”的帽子，连续接受了三天的批斗。父亲不无幽默地写道：“这下可要命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回答他们的话了！”干校举办“文革成绩展览”，其中一幅漫画讽刺了父亲的“拒不认罪”，他看后揶揄道：“我真想给那位从未谋过面的画家去一封信，告知他画中有三点不符：一、陈某不曾秃过顶，虽然头发早已斑白；二、陈某不再敢以胖子自居，干校数年来的‘成绩’早已令我摘此帽子矣；三、手中所持之‘**剧本’非日《石达开之死》，其正确的书名为《石达开的末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