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能写些什么昵？大跃进中他也曾不甘寂寞，和美帝开了开“玩笑”，写了几个时事讽刺剧，但这毕竟不是“正路”。为了不作“空头文学家”，他去“奉命”了，但“奉命”的结果，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枪毙”。
《宋景诗》的剧本完全是为了配合批判《武训传》的政治运动而由中宣部直接下令创作的。父亲在查阅史料时即已发现，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曾经在受围之后投降过清廷。他不敢留然动笔、郑重地请示了上级。颇有头面的人物接待了他，回答日“不妨”，并且令人惊愕地用了国共合作的例子启发他：“如果当年的抗日战争没有取得胜利，那后人不也要说我们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吗？”有如领取了“尚方宝剑”，他终于一鼓作气地将剧本创作完毕。1956年公映的广告已经挂上了北京的街头，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平地而起，将他刮晕了头。父亲事后回忆道：“当时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乎这七十个亿(指制片成本，为旧人民币)’之说统治了整个会场，再后来则发展到大有勒令影片停映、编导人员停职检查之热。”这毕竟是解放初年，还没有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洗礼”，憨直的父亲合不得自己的创作成果，他书生气十足，整日抱着一摞摞的史书，在中宣部那一次次令人望而生畏的会上为宋景诗作着无力的辩护。《宋景诗》后来总算是“起死回生”了，据说是周扬领取到了“最高指示”。然而父亲却不寒而栗，这样的写作真可谓“如履薄冰”。
《鲁迅传》的上马则是上海市委的直接点名，那年正是鲁迅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父亲一生以写作为最大乐趣，然而对于这次的前后三年，反复六稿的“奉命创作”，他却形容为“味同嚼蜡”。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的审查，一遍遍的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搞糊涂了。1964年影片终于准备开拍，又哪知一道指令，据说是主要演员在“生活作风”上有了什么问题，摄制组便被莫名其妙地解散了。数年的心血只得任其东流！悲夫，哀哉！父亲经过了这一次的折腾，对于“奉命创作”真可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第二个回合》写于1964年，虽说并没有奉什么具体的指令，但那可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更何况父亲已经二度参加了“四清”，能不紧跟党中央，向人民汇报自己的“收获”吗？于是乎就凭着几个月的“生活”，父亲硬是编出了一个与暗藏的地主分子作斗争的故事。他写得好苦，且不得不频频地向长于农村题材的高手如沙汀等人请教。本子总算是写出来了，但是他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能这样去欺骗观众吗？父亲终于没有交出去。然而“文革”一起，这个油印的本子竟也没能逃脱批判的厄运：“你把地主分子写得那么狡猾，是妄想变天吗？”父亲真叫有口难言，我也更加后悔不迭了。
四
“文革”之中所有的作家都搁了笔，父亲当然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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