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近几年我常为自己的《全集》写后记，一年中写三四篇《代跋》，要解释旧作，我有时谈到成都的老家。今年夏天我虽然写得少些，但是我做过一个愉快的梦，在一间有纱窗的木板壁漆成绿色的书房里我和三哥李尧林站在书桌前听二叔讲书。“必讼！”二叔忽然拍着书桌大声说，“说得好！”
我吃了一惊。在**年大病之后我总是睡不安稳，也少做梦，就是进入梦境，也恍恍惚惚，脑子并不清楚。这一次却不同，我明明感觉到舒适的夏夜凉风。醒在床上，我还听见二叔的声音，他讲书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讼！”我很激动，一两个小时不能阖眼，我在回忆那些难忘的事情。
对二叔李华封我了解不多，他平日很少同我和三哥交谈，也不常对我们训话，我们见到他打个招呼，他温和地答应一声。他的住房在后面一进，旁边便是大厨房，那几年我没有进学堂而在私塾中又相当自由的时候，午饭前常常溜到大厨房里看谢厨子烧菜，很少听见二叔房里骂人或吵架的声音。人们说他的脾气不坏。
我只知道二叔是本城一位挂牌的大律师，年轻时候在日本东京学过法律，他在成都也有点名气，事务所就设在我们公馆里，三叔是他的助手，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我和郑书记员熟悉了，晚上没有事就去找他下象棋。郑书记员有一回向我称赞二叔法庭辩护很精彩，他甚至安排我同他一起去法庭旁听。我们的确去了，可是本案审讯临时改期，我以后也没有再去。
我没有听见二叔谈日本的事情，只知道他有一个笔名(也就是室各)叫箱根室主人。他活着的时候我说不出箱根是什么地方。1961年我访问日本到了箱根，不由得想起亡故多年的二叔，好像一下子我们的距离缩短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他在那个时候就喜欢箱根，我一直以为他是守旧派，甚至把他写成《激流》中的高克明。在小说里我还写了淑贞的缠脚。但我堂妹的脚不久就得到了解放，在我们老家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
说到二叔，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做过我和三哥的语文老师，在我们离家前两年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每天晚上我们到他的书房，讲解告一个段落，我们便告辞回屋。他给我们讲书，因为他对《春秋·左传》有兴趣、有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太寂寞，三个儿子都病死了。他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哥和我的身上。
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看不少人都是这样。我在二叔身上也看到了矛盾，我对他平日总是敬而远之，并无恶感，但也不亲近。我还记得一件事情：编辑《平民之声》旬刊的时候，我常常把刚刚印好的刊物放在家里，就放在我和三哥住房对面的空屋里。有一天我进屋去拿新送来的报纸，门开着，二叔走过门前便进房来，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上面有我介绍“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的长篇连载，最后还有报社的地址：成都双眼井二十一号李芾甘。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话，却什么也没有讲就放下报纸走出去了。我以为他会对大哥提起这件事训我一顿，后来才知道他只是要大哥劝我在外面活动时多加小心。这些话我当时听不进去，以后回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他的好意。我和三哥出川念书，也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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