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继续回忆，继续思念，好像用一把锄头慢慢的挖，仿佛用一枝画笔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复活了，两眼闪光，兴奋地说：“说得好，必讼！？他又在讲解(《左传》，又在称赞《聊斋》的“春秋笔法”。他向我们介绍蒲松龄的好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备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坚持上告，一级一级地上控，却始终得不到公道。冥王问他还敢不敢再告状？他答说：“必讼！”酷刑之后再问，他还是：“必讼！”响当当的两个字真有斩钉截铁的力量。但是他吃尽了苦头，最后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讼了。”他真的不再告状吗？不，他讲了假话，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事实上他坚持到底，终于把贪赃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来。
我记起来了，二叔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写文章要有骨气！”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怎样写文章，我本来一窍不通，听惯了二叔的讲解分析，我感到一点兴趣，有时也照他的办法分析读过的文章，似乎有较深的理解，懂得一点把文字当作武器使用的奥妙。以后我需要倾吐感情、发泄爱憎的时候，我寂寞，痛苦、愤怒或悲伤的时候，我就拿起笔疯狂地写着，深夜我在自己房里听见大哥一个人坐进放在大厅上的轿子、打碎窗玻璃的时候，我不能控制自己，便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些不成篇的长诗。后来我在法国沙多一吉里读到报道两个意大利工人遭受电刑的时候，我写出小说《灭亡》中一些重要的章节。我写着，自己说仿佛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猛chou。我对准痛处用力打击，我的感情仿佛通过我的心、我的手全部灌注在笔下写在纸上，“变成了我的呼唤，我的控诉，我的叫号。
最初的年代里我到处跑，只要手中有一支笔我便到处写作。心里想些什二，我就写些什么。我并不苦思苦想，寻找打击要害的有力的字句，我让感情奔放，煽旺心中的火，推动我这支毫无装饰的笔飞越一张一张的稿纸，我没有学会一字诛心的笔法，我走自己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终于从荆棘丛中走了出来。
我一再声明，反复解释，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有人嫌我哕嗦，其实我不过在讲真话。“文革”期间我曾几次被赶出文坛，又偷偷地溜了回来。现在我还不知道是否已在文坛“定居”。但是自己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太久了！
接连几个不眠的长夜，我睁着眼睛在思索，在回忆。灰堆里还闪亮着火星。我不是怀念亡故的亲人，难道是在为自己结帐，准备还清欠债？
那么是时候了。
又想到了二叔，关于他许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我父亲只活了四十四岁。二叔活过了五十，但是他做五十大寿的时候我早已离开成都，现在连他的忌辰也弄不清楚了。我们出川后还同他通过三四封信，“文革”之后只剩下一页无尾的残笺，他的手迹对我还是十分亲切，使我想起他那些勤奋治学的教诲。最近我把六十几年前这一页旧信赠给成都的“慧园”，说明我今天还不曾忘记我的这位老师。
我记不起我搁笔有几年了。写字困难，我便开动脑筋，怀旧的思想在活动，眼前出现一张一张亲切的脸。我的确在为自己结帐。我忽然想再翻一下《春秋·左传》。多年不逛书店了，我请友人黄裳替我买来一部有注解的新版本，不厚不薄，一共四册，我拿着翻看，翻过一册又是一册。我忽然停住，低声念了起来：“太史书日：‘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合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不再往后翻看了，我仿佛又站在二叔的写字台前。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治学有骨气，做人也有骨气。人说真话，史官记实事，第一个死了，第二个站出来，杀了三个，还有第四、第五……两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这个道理，他便没有让“太史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