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另外，天灾也有偶然性，一般的讲旱灾面积最大，水灾面积较大，而风灾、雹灾、虫灾、庄稼病灾面积较小，赶上哪家“倒霉”受灾就严重，哪家“走运”遭灾就少些。由于以上的主客观原因，致使一些农户发家了，一些农户破产了，阶级分化随时在进行着，农村土地在不同的家庭间的流动，这就是旧中国蓟县农村的特点。
一、蓟县农村的土地占有概况：解放前蓟县农村流行这样一句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热炕头。”这就是穷苦农民的最高理想，也是老百姓所说的“小康之家”了。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里有三四个的孩子较为常见。老少三代多者十来口人，少的六七口人，有三十亩地和一头耕牛也就丰衣足食了。
解放前，蓟县的耕地总量有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蓟县的乡下没有象四川大邑县刘文彩那样大的地主庄园，也没有多少专为官僚地主阶级耕种土地的“田庄”及“佃户村”。象蓟县城里的“南王家”、“新张家”那样，自己不直接经管土地，家里的男女佣人、管家、账房、家丁（保安）一大群，却都不是农业劳动者，全家主仆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官僚地主家庭，在全县也没有多少户。虽然所有的地主富农家庭都要雇工剥削，可一般是雇佣“男做活的”、“女做饭的”，被雇佣人员都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在土地改革中，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和雇工剥削在农业劳动投入中的比例，把农村的村民家庭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的阶级成分。
根据蓟县的地理条件和土地质量及粮食产量，蓟县农村的基本保障土地应该在人均三亩上下。在县城周围的村庄，一般人均二亩地左右或更少的家庭，就算贫下中农；人均三四亩地或五六亩地的家庭，算中农或上中农；人均七八亩和十来亩的家庭算富农，人均十二三亩或十五亩以上的家庭，就算地主了。
当然，划定阶级成分不是按照土地的多少来划分的（大洼地区人均十多亩地也可能是贫农），而是按照家庭收入和剥削与受剥削的程度，也就是佣工和雇工情况来确定的。因为不同地区土地质量和耕作方法不同，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和投入的劳动力也不一样。蓟县城左近过去粮食产量低，平均每亩一百多斤二百来斤，而人均口粮应该在每年四百斤左右，二亩地生产的粮食在三四百斤之间，人均不够吃或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人均三四亩或五六亩，可产粮食四百五十至**百斤，不仅够吃而且有余粮。那年代没有农业机械，全靠畜力和人手工劳动，但是农活不是很多。土地多了自家忙不过来，就需要出租或者雇工，就有了剥削。土地少了，劳动力有富余，可以帮别人家去种地，出卖劳动力，就受剥削。
土地改革运动中，划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自家没有土地，完全靠“扛长活”为生的家庭定“雇农”，自家土地不多，抽出劳力去“扛长活”或者经常打短工的定贫农，有时去打短工的定下中农，既不给别人打工，也不雇工的定中农，剥削量（雇工数量与投入劳动力总量之比）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的定上中农，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定富农，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定地主。
过去的地主阶级中也有官僚地主阶层与庶民地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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