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起色。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孟宪增夫妻二人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他们和蓟县的几个同伴去唐山打工，女人在工厂里上班，男人都下井挖煤。干了一个多月，孟宪增目睹了一次矿难，看到挖煤有风险，就自己回家务农来了。本来孟宪增就因脾气暴躁而经常打老婆，致使夫妻感情不合。妻子赵氏到唐山上班后，长了见识，自然不愿意再回蓟县，为此夫妻分手了。那年代结婚离婚都不需政府干涉，换帖子（男女方家长互相交换写着新郎、新娘生辰八字的庚帖）算订婚，拜天地算结婚。有老人家长在的，写封“休书”把媳妇退回娘家算离婚，没老人家长的，夫妻二人一吵架，说声“散伙’就算离婚了。
孟宪增只身一人从唐山回来，还是继续过原来的穷日子，因为思想守旧，他还有个“穷志气”，土地改革中什么也不要。理由是要致富得凭自己的力气去挣，白要人家的财物不光彩。可是他这类只会卖笨力气挣钱的方式，永远挣不来大钱，即使翻身解放了还是只能维持不饿肚子。因为他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把老婆打跑了，再加上不会理财挣大钱，光棍爷仨过日子，那个女人还敢嫁给他啊。所以从32岁老婆离婚后，就一直没有再续弦，他自己说是不想再找老婆了，免得生气，其实还是因为生活困难，不具备再婚的条件，只好独身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了。
1955年，我曾祖母病故，留下的三间东厢房给了我二爷孟宪增。我曾祖父孟昭信置买了四层茅草房，正好给四个孙子每人一层房。我爷爷这门已经占有了两层房，我家一层，我二叔孟庆华家一层。我二爷这门的两层房，也应该给我三叔孟庆余和老叔孟庆宇每人一层房。因为我曾祖母的这层东厢房有一间门道，分到东厢房的就自己居住，分到西厢房的就与父亲一起住对面屋。
而且这一年我三叔孟庆余23虚岁，老叔孟庆宇18虚岁，都到结婚的年龄了，自己有一层房也容易说媳妇。所以从农村的习惯上应该把两层房给孟庆余和孟庆宇分开，孟宪增应该和分到原来爷仨居住的那层西厢房的儿子一起住对面屋。可是我二爷孟宪增个性，不愿意和儿子住对面屋，非要自己占据那层东厢房（也有人估计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续弦）。他就搬到我曾祖母遗留的屋子去住，把三间西厢房给两个儿子分开，让两个儿子住对面屋。
孟宪增不会理财的弱点还体现在过日子无计划，挣了钱随手花，不攒钱无积蓄。我曾祖母这三间东厢房，是倒插毛的草房，墙体是砖头和土坯垒的，需要每年苫盖一层新稻草，防止漏雨。孟宪增继承后，因为没有积蓄，得过且过，只管住房不花钱苫房。住了二年多，因1958年降雨量大，这层房就被雨水浇坍了。于是孟宪增就把它拆了，卖了多余的木料，用一间房的檩在以前东厢房门道的位置，坐北朝南盖了一间白灰封订小正房（房顶略有坡度的平房，以便往下流水）自己住着。这样，我曾祖父孟昭信的四个孙子每人一层房的愿望也就落空了。
1959年县医院扩建，林家胡同搬迁时，孟宪增原来那层西厢房的拆迁费是爷仨分的，他那份和在部队当兵的老儿子孟庆宇那份，一共得拆迁费270元，加上卖旧房木料的60元，爷俩一起在东南隅买了四间旧房（半层正房——2,5间旧砖瓦房孟庆宇的前妻穆桂珍居住，房山外有1.5间白灰封订的小平房孟宪增居住）。1963年孟庆宇退伍回到蓟县工业局工作，这时房基地政策宽松了，孟庆宇就把东南隅的房子卖了，在西南隅南城根下的菜园子要了四分房基地，盖起了一层新的砖瓦房（正房），孟宪增才第一次住上暂新的大瓦房。其实这全是占儿子孟庆宇的光，凭他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住不上新房子的。再后来他就和二儿子孟庆宇家一起生活，在西南隅村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直到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