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类似的话，但这是少数。
但是，20世纪中国文坛，民族化派大多对西化派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西化派强调向西方学习，民族化派就强调向“自己”学习，例如萧三109就曾把新诗的成就不如小说、散文的原因归结于诗人们“一下子从古诗的各种形式和体裁‘解放’了出来”，全没有了章法，另一方面，鄙视中国旧文化旧文艺，只顾模仿西洋文艺，“中了‘洋八股’的毒”。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新的形式要从（中华民族的――葛红兵注）历史的和民间的形式脱胎出来。”为此，他作出了解释：“这些一切是不是说我们顽固，自大，甚至陷于狭窄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呢？不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细研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可以得到一个真理；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这是民族化派的典型逻辑。这个逻辑实际上是以“民族的”概念消解了“国际的”概念，把“国际的”看成是各个孤立民族的“并列体”，而不是世界各民族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融合体”，这就实际上取消了“国际的”概念。
实际的道理是：“国际的”必须建立在世界各民族互相融合、理解、沟通，进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各个孤立的民族主义文化是不可能构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的。从长远看，世界文化将融合大于割裂、联系大于断绝，它将在各个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联系、大借鉴中产生。
如何从要么西方化、要么民族化的二元思路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当今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我们的观点是：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建立超越西方化又超越民族化的世界化文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规范、行为准则、宗教感情、审美心理等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过去千百年来，人类为这差异已经付出了极为承重的代价，有的时候甚至是血的代价，原因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东方弱势民族、文化要么对西方强势民族、文化俯首称臣，采取西方化的策略融入西方之中，要么采取民族化的策略，一方面自我封闭，另一方面敌意、嫉恨西方，在民族、文化上把鸿沟拉得越来越大，这方面的的例子在人类史上不胜枚举。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文明经受着考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等都曾指出冲突只能带来悲观的未来。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冲突，使不同、民族文化走向融合、互信、互补的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市场共同的形成、国际互联网的诞生、全球卫星电视的播送等等，这些将人们结合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人们之间的交流、对话、沟通也变得更加便捷，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既不是强势文化吃掉弱势文化，也不是弱势文化反抗强势文化的新的世界性文化，建构一种既不走“西方化”路子又不走“民族化”路子的“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而这正式比较文学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上识破诗人的艺术奥秘；……使我们发现在翻译中什么东西在一种语言中失落了，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得到了保存。有时，译作偶而也会有助于人们对原作的理解，或者由于译作比原作更出色，结果背叛了原作。
――艾田伯：《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则》，《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