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周作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来外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84，周作人实际上还是希望借用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生的精神活力，而其根基还是在中国，即所谓“遗传的国民性是它的素地”85。这方面胡适不一样，胡适主要是从文学的形式着眼，而且是彻底地西方化（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希望中国的现代作家做路德、但丁。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从语言的角度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很显然，他的这种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得、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是有限度的，他的立足点依然是在西方；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例如在《人的文学》86一文中，周作人就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再比如，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87”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几乎把那些具有话本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类而加以挞伐，进而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人本主义化）。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不管是肯定中国古代白话文传统也好，还是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作品也好，五四文学理论家在“西化论”上是一致的。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人强调文学白话化，但是却对这样传统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不感兴趣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读物”方向发展，现代小说家是把小说作为一种案头读物来创作的。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
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西方纸面小说、文人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是通俗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知识分子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人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玩了一个“古已有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为文学革命提供历史支持，因为中国人是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方式的，这种方法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例如《孔子改制考》）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