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沟，并且人类正在为这种隔膜和鸿沟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一种说法认为今后主宰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这种观点多多少少已经被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盛行，民族争端、宗教争端的日趋激烈所证实，也因此，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沟通就显得非常必要。
但是，这样的共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1931年巴黎大学教授梵第根（PaulVanTieghem，1871-1948）出版了《比较文学论》一书，该书把比较文学视同历史学科，认为它应当研究国与国之间文学作品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关系，找出文学影响的途径，他主张以一国的作品作为解释另一国作品的出发点，进行跨国作品相互影响关系的考证，他说：
“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而那对于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它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80
这里梵第根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研究看作是国别之间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梵第根认为文学研究在范围上可以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个范畴，国别文学研究一国之内的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总体文学研究多国文学共有的事实。梵第根据此划分，认定比较文学研究的是两国文学的关系，把研究的目的定义为发现作品之间的影响、假借以及这种影响和假借的路线，并对此作出精细而准确的考据――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影响研究”。
1958年，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该文强烈抨击了“影响研究”的狭隘性，认为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了反对孤立地研究国别文学史，但是“影响研究”的提倡者恰恰是在这点上把陈腐的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强加给了比较文学，限定比较文学只注重文学以外的东西，使比较文学仅仅成了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他还批评“影响研究”者把本意是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变成了文化记帐簿，这恰恰违背了比较文学的初衷而陷入了文化民族主义，他还反对梵第根把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割裂的观点，认为比较文学不应受此限制。就此，1962年，雷马克发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观点》一文81，主张比较文学摆脱“影响研究”的限制，超越事实联系进行不同国别之间文学的平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他强调应该把文学与人类其他知识与活动的领域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这样比较文学的视域就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1963年，发过学者艾田伯发表《比较不是理由》82一书，该书影响巨大，奠定了当代比较文学的精神基调。该书中，艾田伯批评了“影响研究”把比较文学狭隘化的观点，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成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相互依存的整体，提出研究者应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念为出发点来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成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人类精神的团结进步的事业。这样当代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才得到了确立。
二、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跨文化整合与比较
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就是它的直接结果。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整体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它能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奋进心和凝聚力，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它可以被认作是一种积极的思想；然而，民族主义是一口布满百合的陷阱，它同时也会导致孤立主义和对抗意识，拒绝同外族的融合、交流，拒绝对于世界性的普遍价值规范和政治、经济、外交操守的认同，从而自绝于世界大家庭之外。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的每一步进展都可以说布满了狭隘民族主义者失败的身影，“反清灭洋”（义和团）的失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83”（洋务运动）的失败……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失败，这是教训。而正面的经验则告诉我们，只有自觉地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作斗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才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重大发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