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的文学史学必须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作出批判。经验主义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以致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危害，它使我们的文学史家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关注超越现象以外的任何东西，文学史家缺乏史学基本功训练，特别是缺乏思想方法上的自觉，凭感受、凭直觉、凭一些文学知识就开始了文学史家的生涯，这种经验主义的作风，使我们相信只要以过去的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我们就天然地成为了一个文学史家，我们的研究就是历史研究了，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思维方式，历史精神并不象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从历史现象中自然而然地得到，它甚至不是一种历史现象简单积累就可以得到的属性，它必须依赖于史家自觉的历史思维，那种以博大的抽象力透观历史与现实，站在人类的立场以终极关怀之思纵观生存命运的勇气与力量，这是任何一个沉溺于琐碎的事件考证和现象的繁庸无常之中的人所无法把握的，就此点而言，宁宗一先生的所指证的，确有道理，他说：“在我看来，所谓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思维和思想的贫困，就基根本点来说是哲学意识特别是历史哲学意识的贫因，也许这真的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弱点……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建构，如没有研究者主体哲学意识的率先强化，没有渗透着永不妥协的历史思辨和一个思想者的真诚，就休想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达到一个更高境界。”78
二、文学史时间、文学史规律、文学史方法
三、社会中心模式、读者中心模式、作者中心模式、文本中心模式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形成，实际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认识阶段。起先人们用的概念是“新文学”，该概念较早由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书中使用，此后该概念又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先生延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将“中国新文学史”设定为各大学中国语文系主要课程之一，1950年开始撰写，1953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先生用的便是“中国新文学”概念。最早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丁易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直混用，例如直到1979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依然延用“中国新文学”的概念，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也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及至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时“新文学”概念尚在使用中，直到1984年唐弢、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还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才差不多基本定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在变动着，1930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实际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以“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1944年任访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南阳前锋报社印行）时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包含在了“现代文学”中，定为第一编，冠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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