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思路，“客观的真实是否存在”、“作家是否可能超越个体立场”的问题也可以转换成“谁能代表客观的真实”、“谁能代表人类”的问题来讨论。我们承认那个客观的真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对谁能代表那个绝对客观的真实说话却是有疑问的，也许在人的世界里，我们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人类说话，代表的方法是“不断地返回到他自身去”；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进一步说，正是无数个“我”的众声喧哗，合成了“我们”（人类）。质而言之，作家只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人，他代表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但是，同时他又是有诚实的自我质疑精神的人，他知道在自己说的同时还要让别人说，听别人说，这样就构成了平权的、民主的文学话语场。
文学家在什么情况下是一个考据家，什么情况下是一个幻想家？他对事实取的抱考据的态度，不着一个没有来历的字，不写一句没有依据的话，他放弃一切想象、猜测、抒情、同情的权利，他小心翼翼地克制着他自己的情感，以防他的情感阻碍了他的严谨考究。这是否是一种文学的态度？显然这不是文学家对待事物的态度，但是在现实中，恰恰有许多人这样要求文学家，要求他们像历史学家一样记录人类历史，像社会学家一样考察社会变迁，我们说这种要求对作家来说是不合理的。一个文学家，他应当是什么样的呢？他应是一个对历史与现实都同样满怀深情，他关注的种种也就是他同情的种种，站在现时回望历史他毫不吝啬他的悲悯之情，他也毫不掩饰他对现实的关注、当下的关注超越了对历史总体的关注，他对个人的关注超越了对阶级、民族、国家的关注，他更愿意站在全民的立场上，站在先进文化的立场上，站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上来看问题。作家不仅不把自己从对对象的体认与同情中拉出来，相反他们是将自己放到与对象同样的立场与对象作同情式的心灵沟通，如果说他是在反映一个时代的话，那么他显然是通过主观心灵史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的。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描述单位应该是什么？独特的“这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这是他的观察基元，他是从“这一个个人”（典型）身上直接见出人类生活的历史继承性、人类精神的内在矛盾性，呼唤他所呼唤的、指斥他所指斥的。他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机械的演绎来研究生活的，而是通过“这一个”独特的典型来诗意地整合生活的，他凭借他的直觉一下子就在“这一个”的身上看到了一切，而不是相反。他用诗性思维认识他的对象，他用想象力、同情心来抒写他的对象，他让自己的灵魂越过历史时空在自己的文字里爆响，他和自己的主人公一起探入人生的深渊，从更深的生命底层来体验它、承受它（主人公的典型性格）。在这个过程中，他注定要经历和主人公一样的心理历程，他将和自己的主人公一道承受时代赐予的悠长无止的苦痛。也因此，他们――在精神上要活得比常人痛苦百倍，对于这样的灵魂，教条的说教，一个没有相应的对于生命的深渊般体验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加以认识的。
作家是那种具有对人的本体性关怀，以人的本体论为中心，揭示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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