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见二爷的面，就知道他不行了。当时二爷正蹲在家门口菜畦子里，左手执一管旱烟，右手操一把葫芦瓢浇地。菜畦子里的西红柿秧子在吐着毒火的日头下蔫头耷脑泛着灰白的绿，红艳艳的果子隐在叶子间发着透人的亮。午后的阳光穿过秧子的叶，打在二爷的这半边脸上，显出一种近乎透明的斑驳，凹进去的脸颊像能放得下一个苹果。
我有些害怕，举着手里的冰棍，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和二爷打声招呼。就在这时，还剩下三分之一口软软的冰，突然掉了下来，一下糊在左脚面上，“滋”的一声迅速融化，变成一股冷气冒着烟飘飘散去。啊，我的冰棍。
二爷听见动静望到我，起身舀了瓢水，走过来帮我冲脚，看我还哭丧着脸，刮了下我的鼻子，呵斥道：这点儿小事就这样？长大还能出息不。他把我扯到菜畦子里，挑了个最红的西红柿，洗了洗塞过来，揉揉我后脑勺，笑了：“和你爷爷一样，大把子头。”我至今也不明白他说的那个爷爷是说我亲爷爷，还是说他这个二爷爷。他推我一把，“上学去吧，别迟到。”临走，他摸索着裤兜掏出一张两角毛票，放我手心，“好好学习。”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二爷的近距离接触，他脸庞与奶奶屋里像框中我亲爷爷脸庞非常相似，只是没有爷爷那股子神采飞扬的神气，要暗郁苍老得多，是啊，像框中的爷爷自然是要比现在的二爷要年轻，爷爷去世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二爷的钱我没敢花，下了学整整齐齐折叠着交给了奶奶。“老东西，算他还有人心。”奶奶听我说完经过，扯过那两毛钱，恨恨地吐了口唾沫。
在奶奶看来，二爷给我那二毛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想当年，我亲爷爷在世时，可是场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二爷当兵、回来后分到一个大厂工作，都是他这个当大哥一手操办，包括风风光光娶上媳妇。可惜天不假年，我爷爷去的太早。“丢下俺们孤儿寡母给人家欺负。”奶奶每说到这一节都会呜呜哭上一回。尽管那时我还不过是个毛头小孩子，可隐隐约约已经知道，这个“人家”，是指我二奶奶。
如果说世上比我那铁拳父亲更可怕的人是谁，那非二奶奶莫属。
领教二奶奶是在大年初一，母亲和婶婶领着我们一帮孩子去二爷家磕头，进了门庭，还没到大屋呢，一团喜气刚堆上母亲和婶婶的脸，就见二奶奶肥硕的身子风一样从屋里冲了出来，大巴掌拍得“叭叭”响，“我的个天爷啊，大过年的做败人哩，哪有死了人的往人家来的。”
“唰”，婶婶脸色一下子煞白，身子像被雷击一般摇了几摇。农村有个规矩，当年家里如果有老人不在了，做子女的过年不能出门拜年，婶婶家不在的是她哥哥却不是她父母，没想到二奶奶会拿这事开刀。
“婶子——”母亲也惊慌起来。
“大过年的，咒人死啊，黑了心肠啊……”二奶奶“叭叭”拍着她的大蒲扇，摔着鼻涕，像每月初一、十五在桥头唱善佑歌那样抑扬顿错拖着长调又哭又骂，声势浩大，来拉她的二爷被踢了几回跟头，引来串亲戚的人们围了个车水马龙。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逃出来的，母亲握着婶婶的手哆哆嗦嗦虚浮着向家走去。
我回头望望着这个疯魔上身的二奶奶，实在想不明白，这是那个每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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