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过是两只大蛆，这是我和我妹妹多年以后的某天意识到的。
那天叔走进我们家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准备中饭，叔低眉眯眼浅笑着，和母亲打过招呼后径直到书房找到了我。我正擦拭屋里的每一样家俱，桌上，父亲透过镜框用他深邃而清澈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们。
叔在门口站住了，他肯定是先看到父亲，然后走进来给他的哥哥敬了一柱香。
“大妮儿，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下。”叔迟疑地开口。
“叔，你说。”我对这个叔心存感激，因为他是父亲唯一的弟弟，父亲生病时，他很是照顾父亲。
“小雷要结婚了。”小雷是叔唯一的儿子。
“好事儿，上次见他只说快了，没想到这么快，什么时候？”我黯然看了一眼父亲，小雷是父亲最钟爱的侄子，父亲爱他远胜过爱自己的两个女儿，如果父亲在，肯定会给小雷一个极大的红包，和他能力范围内能有多隆重就多隆重的婚礼。
“今年腊月初七。”
“哦。”我从父亲因为打着灯光而显得容光焕发的脸上扭过头。父亲的忌日在大年三十。父亲不在了，却并不妨碍人世间的岁月流动。没有了父亲，别人仍然过得风声水起，而我们家却永远出现了一个断面。我恍恍惚惚应着，心里一阵难过。
“好事，得好好办办，家里就小雷这一桩喜事没办了。”
“是啊，到时你和二妮儿都去帮忙。”
“没问题。”我想，现在离腊月还早呢。
“是这个事，”叔唔喃着进入正题，“小雷刚买了套房子，在东林小区。”我点点头，知道，这是一个高档小区。“二手房，一个老板不住了，要出手，四十五万，我这儿还差点儿……”
我明白了，不过我等叔自己说出来。
“我和你婶子能借的都借了，还差四五万，你看看你这儿——”叔不敢看我，也不敢看父亲，坐在椅子上，冲我只是抬头瞄一眼，瞄一眼。
我望见病房外一只裹了腊月寒气的手，当着众人及护士的面递给我一万元，不，是两万，分两次，在不同的时间。那时候父亲住在ICU，透析加呼吸机，每天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元，妹妹全心注意的是主治医生进出ICU时的脸色，我同时注意的还有每天发给家属的帐单。
“孩子，家里没现钱，不多，过几天你婶子从外地回来再拿。”我眼里满是泪，一滴两滴，热辣辣的，掉在钱扎子上。那时候我说啥也不避讳叔，包括对母亲没有照顾好父亲的不满。
“要不是急用，我也不找你，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可卖房子的老板给了最后期限，这个房子小雷和他对象都相中了。”
我连连点头，脸上的笑容像九月绽放的月光。我说，没问题，过两天我给您送去。
叔走时，我只送到书房门口，他要我止步。他穿过走廊的腿法儿像只放下包袱的兔子。
我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她十五分钟后回家。俩个人跌坐在父亲两边，相顾无言。
小时候我和妹妹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拿着一面镜子反射阳光，炽白的光束在院子里飞跃，叮在树干上，叮在对面的墙上，叮在母亲的花衣裳上，世界就是那道光，世界在我们的眼里都是亮光光的，妹妹小疯子一样扑着追，笑得哈拉子像线一样，淌在衣服上。只是后来妹妹不喜欢我了。她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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