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9卷）
王在晋在山海关外八里筑重城之议，是一个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防御方略。从而受到袁崇焕等人的反对。
袁崇焕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他虽深受王在晋倚重，题为宁前兵备佥事，但以关外八里筑重城为非策，极力陈谏。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具揭于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不能臆决，孙承宗自请行边。六月，孙承宗抵山海关，力驳王在晋筑城议：“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孙承宗支持了袁崇焕等人的意见，并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而在晋终缩朒不应”（《孙文正公年谱》第2卷）。孙承宗还朝后借讲筵时机，面奏王在晋不足用，寻将其改调为南京兵部尚书。
同年八月，王在晋既去，孙承宗自请督师，获允。天启帝赐尚方剑；孙启行时，阁臣送出崇文门外。孙承宗抵关，重用袁崇焕，整饬边备。先是，孙承宗驳关外八里筑重城议，召集将吏谋御守，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城，王在晋等力持不可，但孙承宗极力支持袁崇焕的意见。孙承宗在《又启叶首揆疏》中言：“门生苦令抚官初移之中前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为七十里，又再移至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孙承宗：《高阳集》第19卷）孙承宗、袁崇焕守宁护关、筑城固御、相机进取、徐图恢复的大计，得到朝廷的旨准。
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春，袁崇焕受孙承宗命往抚蒙古喀喇沁。先是，明失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亲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二百里；又拊循军民，整饬边备，成绩卓著。秋，孙承宗从袁崇焕议，排除巡抚张凤翼、佥事万有孚等力阻，决计戍守宁远。命祖大寿兴工营筑，袁崇焕与满桂驻守。但祖大寿臆度朝廷不能远守，便草率从事，工程疏薄，仅筑十分之一。袁崇焕手订规制，亲自督责，军民合力，营筑宁远：
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
经过袁崇焕亲率军民经营，一度荒凉凋敝的宁远，变为明朝抵御后金南犯的关外重镇。
在“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孙承宗：《高阳集》第19卷）的战略思想下，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九月，孙承宗派总兵马世龙“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明史·马世龙传》第270卷），历十三山，经右屯，又由水路抵三岔河，以都司杨朝文探盖州。袁崇焕等东巡三州两河，相度形势，察访虚实，训练士卒，增长胆气，实为熊廷弼雪夜巡边后的又一壮举。自孙承宗督师以来，定军制，建营垒，备火器，治军储，缮甲仗，筑炮台，买马匹，采木石，练骑卒，汰逃将，“层层布置，节节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舸舰，分合俱备，水陆兼施”（茅元仪：《督师纪略》第6卷），辽东形势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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