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户居民，男女共八十人，仅耕田七日，无法生活，把喂养的猪、鸡、狗宰杀后放在筐子里，密议逃亡，但被告密捕捉定罪。红草岛附近五村汉人，用秫秸杆编成筏子渡河逃亡。李永芳哀叹道：沿海一带汉民想杀女真人，逃往明朝。据《满文老档》记载，有的辽民诱请后金驻守台堡官兵到家里饮酒，或鸩杀，或乘其醺醉杀死，然后弃家逃亡。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因闹粮荒，社会秩序混乱，逃亡的人更多。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设锣，逃人出城要敲锣传报，以派兵追捕。尽管如此，“逃去之人，络绎接踵”（《明清史料》甲编）。
其次是投毒。投放毒药暗杀后金统治者，是比逃亡更为积极的反抗斗争形式。后金占领辽阳刚两个月，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各井投下毒药。不久，在水、盐和猪肉里都发现有毒药。努尔哈赤指令诸申和兵士，不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对蔬菜和鸡鸭也要注意，并命将文书下达至村领催。为避免中毒，命店主将姓名刻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投毒的斗争遍及各地，努尔哈赤谕示诸贝勒：各处都给诸申投毒。甚至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在衙门宴会时，有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可能是设计毒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但他们在投毒时被八旗兵士捉获，惨遭杀害。
再次是袭杀。袭击和杀伤后金官兵，比投毒更直接地打击了女真军事贵族。在古河、马家寨、镇江、长山岛、双山、岫岩、平顶山等地的汉民，手执棍棒，聚众抵抗，袭击后金兵士，杀死后金官吏。努尔哈赤在文书中称：
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亡，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满文老档·太祖》第66卷）
这份文书说明，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为防止后金官兵被个别地袭杀，努尔哈赤命令官兵不许单独行动，必须十人结队而行，否则要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阻遏辽民一浪高似一浪地反抗后金统治者的斗争。
复次是暴动。辽民的暴动给予后金统治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辽民暴动自后金军占领辽阳始。后金军夺占辽阳，派一将领坐在西门，见状貌可疑的汉人，即点视军卒加以杀戮。然而，辽民不能忍受这种残酷暴行，勇敢者奋起反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
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明史纪事本末》）
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在托兰山，百余人举行暴动；在长山岛，莽古尔泰率兵二千前往镇压；在岫岩，暴动失败后被虏者达六千七百人；在镇江，仅镇压后被俘虏者即达一万二千人（《满文老档·太祖》）。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声势浩大。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六月，复州城民无法忍受后金剃发、占房、查粮、差役等虐政，一万余男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兵二万人前往，将复州城人民的暴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复州城男子当中，除病弱者和儿童外，全部被杀，并将妇女和儿童掳走，分给各牛录为奴。复州城房舍驻兵，粮充军食。
在辽河以西，除“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余万”（《明熹宗实录》第20卷）和大量迁徙河东之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掀起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以自保，绝不“剃发”降顺。努尔哈赤派兵围攻数次不克；李永芳再率军仰攻，被“山顶飞石打下”。这些反抗者久被围困，誓死不降后金，“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0卷）！宁肯扼杀婴儿，也不投降后金。这是努尔哈赤对辽民政策失败的血泪见证。
努尔哈赤对辽民的错误政策，激起辽东的农民、矿工、生员、市民，从辽阳到金州，自广宁至镇江，在城镇，在村屯，以逃亡、投毒、袭杀和暴动等形式，进行反对后金统治者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主体是汉族劳动人民，也包括女真的奴隶和农奴。辽东汉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结果是，既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又教育了宁远的军民——为免遭八旗贵族铁蹄的蹂躏，只有拼死抵御后金军的南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