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汗努尔哈赤的“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对于满洲社会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对于辽东地区相当发达的封建经济，又是一次历史的洄漩。
建州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努尔哈赤在历史政治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物质基础。
女真奴隶制已有长久的历史。明初的建州女真，奴隶制经济形态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它既出现了封建制因素，也保留着氏族制残余。在女真奴隶制形态下，奴隶的主要来源是虏掠：“劫掠人口、牛马、财产，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李朝世宗实录》第60卷）这是因为，“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燕山君日记》第17卷）。所以奴隶也叫“使唤人口”。据明朝辽东六件《信牌档》的不完全统计，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被虏人口竟达一千零八十九人。但女真内部也有少量债务奴隶或罪犯奴隶。此外，奴隶即阿哈被允许结婚后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隶。
女真奴隶主经常剽掠汉人和朝鲜人卖作阿哈。据朝鲜史书记载，许多辽东汉人“被童猛哥贴木儿掳掠到阿木河为奴使唤”（《李朝世宗实录》第36卷）。奴隶既用于家内使唤，又用于农耕、渔猎、畜牧、采集等生产方面，也用之于经商，做“贸易使唤人”。在猛哥帖木儿的斡木河时期，由于建州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朝和朝鲜封建经济的影响，在其奴隶占有制经济形态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因素。斡木河地区社会生产组织是封建制的。猛哥帖木儿在这里拥有大量的耕牛和农器，从事农耕。朝鲜史书记载，建州女真人，耕田交租，或“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李朝太祖实录》第8卷）。这就为后来努尔哈赤进行社会改革播下了种子。
建州女真辗转迁徙至苏克素浒河、浑河流域之后，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比较适宜农业生产；与抚顺毗邻，受汉族高度发达封建经济的影响；汉人的大批流入，以及通过“朝贡”和“马市”换回大量铁制农器与耕牛，使女真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耕牛和农器为建州女真“所恃以为生”。早在天顺三年（1459），建州卫头目从北京返回旧居时，“沿途买牛，带回耕种”（《明英宗实录》第300卷）。到万历初年，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买回的耕牛、农器数量是很大的。如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的十七次农具交易，女真人买进铁铧四千三百八十八件，其中一次为一千一百一十三件；同月二十九次买牛交易，买进耕牛四百三十头，其中一次为九十七头（东北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同月的二十七次交易，参加的女真人共有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人，平均每次五百一十人，最多的一次达一千一百八十人。
同时，建州等卫女真人到北京“朝贡”，人数众多，“借贡兴贩，显以规利”（《明神宗实录》第495卷）。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祖宗朝建州、海西诸夷世受抚驭，故进贡许一年一次，每次贡夷数逾千名，天顺、成化间为其供费浩繁，量议裁减，嗣后仍复加至一千五百名”（《明神宗实录》第530卷）。即到万历中期，“海西每贡千人，建州每贡五百人”（《明神宗实录》第373卷）。他们车辆辐辏，汇聚京师，熙来攘往，开市贸易。在返回时，将所买货物装车，货位高达三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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