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即天命七年（1622）六月，后金宣布“废除刺鼻耳之刑”（《满文老档·太祖》第42卷）。
为着巩固后金政权，加强法制，努尔哈赤还指令翻译《刑部会典》和《明会典》。他在下达给阿敦、李永芳的文书中，要他们将明朝的“各种法规例例，写在文书里送上；抛弃其不适当的条文，而保留其适当的条文”（《清太宗实录》钞本）。后来，其子皇太极仿照明朝有关典章，制定出《登基〔极〕后议定会典》。会典的前二十条，都是有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多罗格格、固山格格等的等级名号，效法汉族封建伦常，改革满族旧习。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法制思想，制定典章，这对后金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满洲政权的巩固，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后金汗努尔哈赤不仅重视立法布令，而且重视加强思想统治。他利用喇嘛教取代萨满教，作为麻醉部民的精神鸦片。萨满教，萨满又称珊蛮、萨莫、萨吗、叉妈，为满语Saman的对音，是巫祝的意思。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萨满教，已不能适应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需要。恩格斯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同样，满族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因为原始的萨满教，不适应于满族封建主对农奴和降附蒙古族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而喇嘛教则既能怀柔蒙古族人民，又能成为驾驭满族农奴和奴隶的一条缰绳。因此，努尔哈赤在征抚漠南蒙古的过程中，汲取蒙古封建主统治经验，把长期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喇嘛教加以推崇，作为驯服满族人民和笼络蒙古人民，维护后金军事农奴主统治的精神工具。
喇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它和当地原有的本教长期互相影响的过程中，逐渐采取了喇嘛教的形式。喇嘛教黄派首领宗喀巴，创立复杂的寺院等级制度，制定喇嘛教寺院的清规戒律。后来由于西藏新兴封建领主的扶持，黄教派逐渐取代红教派而成为执政教派，并传入蒙古族地区。喇嘛教按佛教信条，宣扬生命即是苦难，摆脱苦难的方法是修行。它劝说被压迫的群众，要听天由命，放弃斗争，安分守己，忍受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喇嘛教的这一套说教及其宗教等级制，恰恰符合后金新兴封建主的需要。
努尔哈赤模仿喇嘛教的语言，劝谕道：
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在来世能生在一个好地方，福便得到了。（《满文老档·太祖》第4卷）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也以喇嘛教的信徒自居。据李民寏在赫图阿拉所见云：
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之。将胡则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崇奉喇嘛教，便要兴建喇嘛庙，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努尔哈赤授意在赫图阿拉城东高地，修建喇嘛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从兴建工程所用的时间，可知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进入辽沈地区后，他曾发布过保护庙宇、违者治罪的汗谕。他对蒙古大喇嘛，“二聘交加，腆仪优待”（《大喇嘛坟塔碑记》），遣使迎至后金传教。乌斯藏（西藏）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即“不惮跋涉，东历蒙古”，来至辽阳。后金汗努尔哈赤对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敬礼尊师，培〔倍〕常供给”（《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八月，干禄打儿罕囊素大喇嘛死去，努尔哈赤敕令修建宝塔以为纪念。他又命派六十三户诸申种地纳粮，以供香火。
努尔哈赤大力提倡喇嘛教，使其原有的萨满教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萨满教与喇嘛教便发生了矛盾。在满族中关于《萨满与喇嘛斗法的传说》，则是这一矛盾的影子。
但是，努尔哈赤虽力倡喇嘛教，在女真内部仍设堂子祭天。古勒山之役临战前，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拜”祝（《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在费阿拉城有祭天之所。在赫图阿拉，“立一堂宇，绕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堂子祭天礼俗，延及有清一代。
后金汗努尔哈赤，一手持法令，一手捧佛经，动之以残酷刑法，诱之以憧憬来世，威慈并济，硬软兼施，加强了对后金人民的统治。
努尔哈赤既创建八旗制度，又建立后金政权，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政治上日益强大巩固；同时，后金与明朝的矛盾也趋向激化。明朝与建州的矛盾，时隐时现达三十六年之久，终因后金汗努尔哈赤公然犯顺而爆发。
§§第十章正面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