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绍忠走到台上，把产量改成了2200斤。见董汉军鼓励大家这样做，其他几个公社的书记，都纷纷上前去把产量提高了几百斤。只有桑木公社没有改，桑木公社的党委书记是永玉，永玉原本是县委办主任，但董汉军担任县委书记后，不喜欢永玉严谨的办事作风，就把他安排到桑木公社当书记。
我注意到董汉军几次看了永玉一眼，但永玉装作没看见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散会后，我走到永玉身边，悄悄问他：“你怎么没上去改？”
“你以为改了数字，产量就提高了吗？我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欺欺人？”
我一时默然，感到有些羞愧，如果我是公社书记，我会不会上去改呢？我想也可能会跟大家一样。
《人民日报》和省报仍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争相放出的卫星，可是我却再也不相信他们是真实的了。如果他们明知收获不了这么多粮食，而又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究竟是为了骗谁呢？而谁又愿意受这样的欺骗呢？我仿佛感到人们都已进入到了一种半疯狂的状态！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理智和判断力！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荒唐的事情，举国上下都以骗人为得意！
民无信不立！我突然想起《伦语》里的一句话，孔子告诫他的学生从政首先就是要诚实守信；商鞅变法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取信于民，可见信用是一个政府赖以存在的最起码的要求，可是这些被中国统治者信奉了几千年的政治理念，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全不当一回事了呢？
在这样一个连政府都倡导撒谎的年代，诚实反而变成了过错，乃至罪恶。为什么我不能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直指其非呢？有时候我也想到过拼死一搏，大胆上书，可是看到那些右派们的遭遇，不仅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反而遭到无数人的唾弃与辱骂，成为社会的罪人，甚至连累到自己的家人与孩子，我就变得犹豫起来。
而撒谎者却在不断地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从来不用担心要为撒谎付出代价！
董汉军和石铺公社党委书记洪绍忠，因为放了一颗大卫星，当年作为先进典型，参加了全国农业发展大会，受到中央的表彰。董汉军捧着奖杯回来时，更加得意洋洋，说中央领导跟他颁发奖杯时，还跟他握了手，夸我们工作做得很好。他们从北京回来不久，洪绍忠就被提拔为湄阳地区农业局副局长。
这年春节，我回家的时候，到顺生家里坐了坐，那时他已经是大队长兼大队支部副书记了。他家仍住在河边，仍然是解放前那栋低矮的土砖屋，只是旁边多出了两间杂屋。顺生看见我来了，显得又高兴，又有些拘谨，搓着两只手，背微微弯着，叫我楚书记。他跟我一样，生了两个小孩，大的是个儿子，叫黑皮，已经六岁多了，小的是个女儿，叫安安，刚满三岁。我看他还是住原来的老房子，衣服也显得有些破旧，问他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嘿嘿笑了两声，说蛮好，一天比一天好。可他老婆冬梅在旁边缝着衣服，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我在娘屋里的时候，过得还轻松些。”
顺生横了冬梅一眼：“你晓得什么？”
冬梅是那种本分的女人，赶紧不说话了。
这时安安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只盛糖果的盆子。
“拿糖给叔叔吃。”顺生对安安说。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