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伯伯。”我纠正他道。
“糖，糖。”安安伸出一只稚嫩的手，拿着两颗糖向我走过来。
“安安好乖。”我弯腰接过糖，摸了摸安安的脑袋。
“安安今年几岁了？”
“三。”她伸出三个指头，望着我说，她的一双眼睛又大又圆，十分讨人喜欢。
“才三岁呀，就好懂事了。”我说，“伯伯不吃糖，安安吃。”我把糖又放回到她的手中。
安安把糖放回到盒子中。
“给伯伯的糖，怎么又拿回来了？”顺生问她。
“伯伯不喜欢吃。”安安想当然地答道，说得我和顺生都笑了起来。
“听说今年梨花大队丰收了？”我坐到旁边的一张凳子上，问顺生。
他先是沉默着不肯做声，我连问了两遍，要他跟我讲实话。他这才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这样搞下去，不知道明年吃什么？”
我听了不觉一惊，因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忧虑。
他跟我讲了一件事，说上面来检查粮食产量时，粮仓里是满的，实际上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堆的是稻草，没人敢说出真相，谁讲真话，就把谁打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的阶级敌人，有的当场抓起来就是一顿毒打，所以谁也不敢讲真话。可上面是按虚报的产量征收公粮，这样社员能留下来的口粮就所剩无几了。
“方便的时候，你跟上面反映反映。”顺生满怀期待地看着我说。
我听了默然无语，不知道怎样回答他，说不能反映，似乎显得自己很胆小，说会反映，又似乎是在欺骗他。
第二天回到县里，我一直犹疑不定，顺生希望我把情况反映上去，我想给地委武书记写封信，痛陈得失，揭露董汉军弄虚作假，可想来想去，武书记肯定是支持董汉军的，他们的关系本来就那么密切，我写信上去无异于自投罗网。还是觉得给报社写封信较稳妥，但在署名的时候，犹豫了好久，仍然不敢用真名，我想如果他们相信我说的是事实，总会派记者下来落实的。但信寄给了报社，犹如石沉大海。后来想，报社的领导自然也和我一样，不敢去捅破这层纸。
农业局那个下放的干部何海清，不服县里对他的处理，又给省委写了封信，揭发董汉军弄虚作假，虚报产量。信被转到地委，地委又转到了县里，董汉军看到告状信后，当即在上面批示，以破坏大跃进的反革命罪论处，交公安逮捕法办。不久，何海清被判处了五年徒刑，60年过苦日子的时候，又饿死在监狱中。看到何海清这个下场，我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心想自己如果把信寄给了武书记，肯定也逃脱不了和他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