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开递给我一叠材料。
我接过材料随手翻了翻，忽然看到龚老虎的名字，心里有些不高兴，龚老虎是我招降的，承诺不杀他，怎么在他的名字上也划了一个勾。
“这个龚老虎，不是已经缴枪了？”我问严宝开。
“据群众反映，这个人桀傲不驯，难免不继续上山当土匪。”严宝开说。
“当土匪都是被逼的，现在解放了，谁还愿意当土匪？”我反驳他道。
我看了几个人的材料，心想这些人中，大部分都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反革ming，只是因为占有更多的财产，才变成了剥削阶级，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交出了金银财宝，交出了一生的积蓄，应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况且他们积累这些财富，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很多小地主都是通过省吃俭用，辛勤劳动，才购置了几十亩土地。虽然有些人过去做了一些坏事，但也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当权的时候，他们拥护国民党；现在共chan党当权了，他们也表示拥护共chan党，并没有继续为非作歹。全区真正称得上恶霸的只有刘保运刘保全两兄弟，除了将这两个人公开正法之外，其他人都并没有犯下特别大的罪恶。那个叫梁玉明的地主，田地房屋工厂都交出来了，就算还留有几件首饰之类的，也值不了多少钱，难道因为可能隐藏了几件首饰，就要判他死刑？还有那个维持会长，他当这个会长，肯定也是迫不得已，正如当初鬼子要拉了我父亲去当会长一样。国民党都对他宽大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老账拿出来算呢？
“我们是不是报到县里去执行枪决？”严宝开问我。
“先把刘保运、刘保全两兄弟抓起来，其他的都缓一缓再说。看他们还是不是继续危害新社会。”
严宝开虽然不说话了，但明显看得出，他对我的做法心存不满。
不仅严宝开对我的做法不满，县里也不满，每次到县里开会的时候，竹园区总是成了被批评的对象。当时各区之间颇有相互攀比的风气，在汇报土改成绩时，枪毙了多少地主反动派，抓住了多少特匪，成了一项硬指标，竹园每次都落在了最后。县委武书记在大会上公开提出了批评，说我在竹园搞温情主义，搞和平土改，心慈手软，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没有大张旗鼓地向反动势力开刀。
受到武书记的公开批评，回到区政府后心里感到十分郁闷，我把自己关在房里认真反思了两天，心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或者是受了出身的影响，对地主富农还抱着一种同情心理？可是要我将那些并没有犯过大罪的人予以枪决，我又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狠心。
没过多久，县里开始了土改复查和镇压反革ming运动，董汉军带了一支工作组过来。董汉军因为在东河区当区委书记时，土改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多次受到武书记的表扬，不久就被提拔为副县长，并兼任县土改工作队副队长。
董汉军的工作作风很认真，到竹园后，每个乡都去了一趟，每个地方都听取了汇报。他尤其善于发动群众，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和当地村民打成了一片。有次我陪他去长驿村，看见水塘边两个农民正踩着水车抽水，他是山西人，没看过水车，所以下了单车，饶有兴致地看了一会，对我说：“楚书记，我们是不是也去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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