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汽车，还在他的汽车里装了遥控窃听器。坐在办公室里，斯特津就可以窃听到爱德华和夏南在汽车里的所有谈话。
斯特津在以镜为墙的房间里踱着，心情有些烦躁，也有些紧张。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尽管他的身躯也算是高大、魁伟，花白的头发与保养很好的面色也显得十分有派头，但是在以镜为墙的房间里，人就显得渺小了。
最近，接二连三的打击，他一生为之骄傲的自信心几乎丧失殆尽。
每天，前往哈罗德银行，走进大厅，人们纷纷向他点头问候，不少人阿谀地和他搭话。他们是有求于他，不得不这样做。在董事长会议上，各种年龄的股东也都臣服于他，很少有像玛丽夜总会的弗里德雷克那样敢于向他挑战的，他们怕，知道他手段之厉害。
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他看中的姑娘，似乎很少有不情愿的；他想吞并的企业，几乎没有不成功的。因为有强大的资本作为后盾，在美国，资本就是政治，资本就是权力，资本就是幸福。可是这一套观念，对于不少人，似乎不灵了，不仅对蓝爱兰不灵，对夏南不灵，甚至对像爱德华这样的犹太人也不灵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现在，东西方都在强调人的价值，对于这一套他不懂，也不想懂。
人的价值和资本的价值孰重、孰轻呢?几十年的实践告诉他，资本可以打倒一切，人的价值在资本面前是那么微薄、那么脆弱、那么苍白，这种观念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似乎是难以根除了。
可最近一段时间，几乎在世界范围内，把人的价值提高了，把人的存在更理想化了，把喊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人道”、“人性”等陈旧的概念又神圣化了。愈是强化他们，斯特津的内心世界愈感到卑琐、阴暗，愈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西方重视资本，东方注目权力，让资本和权力统治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是多数人的世界了。
突然，他写字台上键盘的指示灯一闪一闪地亮了。
看来，夏南上了爱德华的汽车。对此，有两种分析，一是爱德华老老实实把夏南送到这儿；二是他们可能一起私奔。如果是前者，那就证明爱德华依然是可以信赖的；如果是后者，他已准备了人和车，在高速公路上将她和他撞死或撞伤，就算是一次意外的车祸，顶多花上几个钱把司机赎出来。
“蜂音”传出小汽车的马达声和夏南与爱德华的谈话：
“爱德华先生!”是夏南的声音。
她称他为先生．一句话就疏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爱德华没有出声。
“您要把我弄哪儿去?”
对于夏南的问话，爱德华依然没有回答。
“您不告诉我，我要跳车了。”她说着，车门发出“嘎嘎”的声响。看样子她真要采取行动了。
马达声没了，车熄火了。
爱德华说：“夏小姐，请您坐好。我已经说过了，斯特津先生对您十分关心，他要和您谈谈，然后要您自己作出选择……我只能回答这些。”
夏南不出声了。马达声又响了，汽车开动了。
“让我自己选择?”夏南自言自语地叨咕着，“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是中国人的败类，我没有资格再回去了；我又不是美国公民，到哪儿都要遭白眼；除了跳舞，我什么也不会，跳舞对于我，现在就像猴子捞月，可望而不可即啊!”
她边说，同步也传出嘤嘤的啜泣声。
“夏小姐，不要难过。会好的，一切都会变的。”
“不，不!”她一声低一声高地喊着：“爱德华先生，我求求您，把车开到金门桥上。您不要管我l我不想见斯特津!我为什么要见他呢?爱德华先生，我求求您!”
她这种歇斯底里，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的表现。这种病是抑郁和愁苦、孤独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