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贻害
“革命叙事”强调1949年就像宇宙诞生一般，过去是个晦暗无光的世界，现在迎来无限光明。
高华教授去世后，很多人缅怀他。他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很重要，可惜主要著作都在海外出版，唯一在大陆出版的文集是《革命年代》。这本书我先后买了三本，皆不知被谁拿走，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是在香港出版的论文集，部分文章跟《革命年代》重合。其中一篇题为《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很能体现出高华教授毕生治学之关怀所在。
高华教授发现，当代中国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主要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现代化叙事”则主要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这两种叙事方式均存在缺陷。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因素经常被不经意地忽略了，而“革命叙事”对中国历史学的负面影响更大。
1950年代中后期，“革命叙事”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过分追求“宏大叙述”。基本特点是：第一，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解释，遮蔽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第二，在叙述方式上，频繁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第三，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的训导式风格。
我们很熟悉这种“革命叙事”，其“宏大叙述”影响甚深，就连日常生活语言都烙下痕迹。高华教授认为这相当不妙，我们应持一种客观中性的“灰色历史观”，不要故意忽略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对重大现象的研究不要故意回避事实，不要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
假如摆脱革命史观来看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有点敏感。过去常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甚至连“当代史”的说法都未必成立。高华教授认为，1840年以后该传统已打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当代史。
1949年后，修当代史长期提不上议事日程，主要是因为社会已有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提供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所谓历史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
“革命叙事”强调1949年就像宇宙诞生一般，过去是个晦暗无光的世界，现在迎来无限光明。这就是所谓1949年的间隔，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高华教授认为，应跨越这种人为的间隔。他特别注重1949年前后的延续性，认为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未因1949年新政权统治而中断。很多原以为建国后诞生的现象，其实根源早在1920年代就已埋下。
这本书收录了另一篇重要文章，题为《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主要谈“阶级出身论”。这套东西在1949年后兴起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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