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素质问题站不住脚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
某省电视台拍摄农民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场面，以此反映农民的素质。记者问乡干部，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精神追求？乡干部快人快语顶回去，你说我们打麻将没精神追求，你们搞电视的做出什么好东西让我们追求了吗？这话说得太对了！任何歧视农民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说法是否客观。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有一则故事在汶川地震后常被提及。1939年，中国纪实摄影先行者孙明经56骑马入川康进行科考。他发现西康地区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有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他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县长口中的“刘主席”，是著名大地主刘文彩57的弟弟刘文辉58。这话有点野蛮，然而今昔对比，不能不令人慨叹。
这两则故事出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作者是经常撰写评论文章的熊培云。这本书相当受欢迎，风头跟《中国在梁庄》一样劲。两本书都试图以小见大，《中国在梁庄》谈华中地区河南某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华东地区江西某村。相较而言，熊培云做了更大范围的思考，整合古今关于农民的说法，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看法。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如何被剥夺。当年共产党一个诱人法宝是分地，于是农民高高兴兴参加革命。然而农民拥有地权只是昙花一现，1953年就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间又悉数交公。当时就算拥有私人土地也没有出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让你无法在市场里自由交换，连给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都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他们有了新称呼——社员。改革开放后搞起了承包制，土地也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
熊培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昔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二者是土地所有制的两个极端。“莫非王土”意即天下的土地只属于王一人，“莫非国土”则是天下的土地属于所有人，然而不属于具体的个人，属于抽象的集体，终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当农民失去土地而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着双重剥夺。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是市民，回到农村后又不真正拥有土地。熊培云认为，这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
过去60多年，中国的发展就建立在对农民的固定捆绑甚至盘剥之上。农村不断被牺牲，连一棵树都不放过。为了绿化城市，很多乡镇的古树被树贩子盗走或买走，有些则直接被政府拔走。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挪来深山老林里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房地产商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所建楼盘是生态小区的典范。然而“人挪活，树挪死”，即使24小时不间断喷水，仍有70%的大树变成干柴。每当熊培云看到城里某处突然多了一棵古树，他想到的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
有一年，熊培云回县城参加图书馆开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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