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深处闹革命

    这种新道德观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今天普遍的道德败坏。

    应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社会学者，所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001年）是研究上访现象的力作。在维稳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形势下，近作《“气”与抗争政治》（2011年）大受欢迎。相形之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2009年）就不那么引人瞩目。然而在他的“农村研究三部曲”中，这本著作同样极具现实参考价值。

    1949年后，新政权面临“人的改造”问题。共产党认为旧社会那套道德逻辑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须重新树立新道德，推行新德治51，人人都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主要探讨共产党推行的新德治在农村的运作及其效果。这本书有理论深度，似乎很枯燥，幸好应星擅长叙事，讲了很多令人大开眼界的案例。

    这本书沿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的地名“柳坪村”——这是个假名，因为按照田野调查的惯例，不能轻易透露调查对象的真名。书中一个核心人物是保农会武装队长王保卓，他虽是贫农出身，却不爱干农活，喜欢掺和事，像个小流氓。他在地主家帮工时勾引人家女儿，被发现后逃往外地。1949年返乡，他积极投入对昔日地主的斗争中，很快当上武装队长。政治斗争形势千变万化，他处事圆滑，见风转舵，总算站稳脚跟。

    19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建立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社会成员分类方式，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权力技术，使得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的传统，破坏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阶级斗争慢慢演化为内部斗争。很少有人能够避免引火烧身，施暴者可能一夜之间沦为受难者。

    参与阶级斗争的人经常是在泄私愤，平常看你不爽，这时候抓住机会整你。新政权需要拿“恶霸”的身体来树立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这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于是在庄严宏大的仪式中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阶级斗争破坏了社会约束机制，比如在大饥荒年代，有人偷粮食吃，大家就毒打他，甚至打死他。以前农村对小偷的惩罚适度，现在为什么手段如此残酷？干部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冒犯了，而且担心若不强力镇压，上级领导会认为他路线不够坚定。“基层干部权力的扩展方向必须与国家所规定的斗争大方向相一致，才可能为国家所支持或默许。如果基层干部对粮食偷盗问题心慈手软、迟疑不决，那就必然会遭到上级的严厉斥责或严肃处理；如果他们出于对饥民的同情，竟敢擅自开仓放粮或暗中怂恿、默许饥民抢粮的话，那更会立即遭受到国家的干涉。”

    人家想活命偷粮食吃，你们活生生把他打死，抢回来的粮食应该归还人民公社吧？不，领导带头吃了。在这帮人眼中，只要跟对了领导，就能捞到好处。“尽管吃小灶主要是干部们的特权，但是积极分子总是可以或多或少沾点光。这是在生命异常脆弱的时候，为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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