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第2/2页)
体上的自救，甚至仅仅是为了舔点干部小灶上的油星，也使有些人心甘情愿地积极投身到打人的游戏中去。”
有些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借此机会积极表现给领导看，以洗脱地主分子的“原罪”。其中有些人在土地改革中被批斗过，一股怨恨的情绪积聚在体内。他们忍辱负重地活着，那股怨恨终于在新一轮政治运动中找到了宣泄口，以“正义者”的身份毒打偷盗者，从中体验到复仇的快感。
由于害怕遭受身体暴力的惩罚，新的人身依附现象出现了，比如跟着领导走，比如忠于党。忠诚无私是党员干部的核心原则，然而在农村贯彻得变形了。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往往成为普通农民人身依附的对象。跟随领导残酷拷打偷粮者的积极分子，表现出来的就是变形的“忠诚无私”。
1954年，王保卓成为柳坪村第一位共产党员，此后官运亨通。他一向生活作风不好，鉴于对党很忠诚，党并未放弃他。忠诚就是要对党说真话，但问题是，说真话有时也犯错。1959年闹饥荒，区委硬性分配给他们公社大量粮食征购任务，王保卓调查之后反映农村确实无粮，结果被撤职。也就是说，真话不该全说，要懂得变通，这才是党员干部成熟的表现。
那是王保卓第一次受到处分，后来又被起用了。尽管他又因贪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他凭借坦白交代的态度获得党组织原谅。1976年，他终于被“双开”了。有些地主出身的女人，希望依靠成分较好的男人来洗刷阶级阴影，他就经常占这种便宜。在那个讲“阶级出身论”的年代，他与地主子女的性关系被视为跨越了阶级的界限，党组织无法容忍阶级沟壑被身体关系所填平。生活作风是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有时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政治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否获得上级的庇护。这次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企图诬陷领导，最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过一场场政治运动，新政权希望推展新的道德观，然而运动变来变去，以致最后丧失了标准。缺乏理性规范的新德治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只好跟着派系走，残酷地斗来斗去。这种新道德观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今天普遍的道德败坏。
道德与权力的密切结合，本来是想塑造圣洁的“新人”和至善的新世界，然而新德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它“恰恰消除了个人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反而带来了普遍的虚伪表现与腐败朽烂。败坏是新德治政体下的意外后果，但它并没有构成对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被德治政体吸纳为‘幕后解决’的机制，并进一步强化了不断用政治运动来动员人们的道德热情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排斥法治的社会里，当败坏“积累和暴露到政权统治者难以容忍的地步时，除了重新强化德治的真理话语和治理技术外，别无他法”。
（主讲梁文道）
应星（1968—），重庆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