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证明周世宗在对辽战争中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即这种论说本身就犯了历史研究最大的忌讳：以一种未发生的历史假设作为立论的依据。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复燕云吗？契丹内政上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拖垮它的边防能力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第一次伐辽，不正欲趁戡定北汉、士气高涨之势吗？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辽，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国疑的机会吗？结果如何？受过系统史学研究训练的学者都很容易察觉到这一立论的先天阙失，完全有理由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伪问题。但奇怪的是，关于“先南后北”之是非的讨论曾一度持续得很热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与现代宋史研究自其开创以来即为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强烈的领域有关。正如亡明遗老王夫之对宋代贫弱的批评中蕴含着异代同悲的炽热情感，现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以来，也一直与当时中国的危困时局紧密纠结，尤其是对外战争史的研究。南宋高举功利主义旗帜的浙东学派、高调提倡北伐的陈亮等人物在那个时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个明证。这一思维一则渗透到宋史研究的各个角落，二则持续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下半叶宋代军事史研究的很多议题，仍能清晰地显露出背后民族主义立场的投影，“先南后北”问题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关于因民族主义情绪而扭曲宋代军事史，曾瑞龙博士在《经略幽燕》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已有论及。本文前述三个议题，不仅“先南后北”问题的讨论，其背后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预设，即如对“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讨论，也是以民族国家的大关怀为其前提的。曾氏已经发现，在宋代的内部并找不出太明显的因重文而轻武的例证，“重文轻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给宋人，并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页9-10）。综合这些认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中国史学在一般状态下接受宋代积贫积弱的形象，尤其指责它在军事上的无能，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意识下的产物。历史认知无法根本摆脱认识者当时的语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笔者并无意指责晚近以来史家的这一偏向。但为澄清历史而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颇，也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为廓清宋代历史的原本面貌作努力。相关的研究如张希清等编著《澶渊之盟新论》，以澶渊之盟为核心展开宋辽关系的讨论，以及大陆有关出版社引进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晋生《宋辽关系史》，都给大陆学界调整思路，重新审视宋代提供了帮助。
若能耐心读完《经略幽燕》与《拓边西北》这两本书，必能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宋代问题上有所收获。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龙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于英年之际，这两部必将对未来宋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竟都成了遗著。曾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宋辽关系史专家陶晋生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席，尽心宋代军事史、对外关系史研究二十余年。2003年初，曾先生将亲自编辑好的《经略幽燕》付梓，当时谁也想不到，等数月后书稿正式面市时，先生已作古人。《拓边西北》则为先生遗孀与二三同门师兄弟汇集其遗稿而成。笔者的专业领域是学术思想史，对军事史本是外行，与先生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