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最躲不过后世史家口诛笔伐的，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三大国策。强干弱枝造成边防军事力量薄弱，重文轻武使得军事人才匮乏，先南后北则错失收复燕云的良机。这些长期以来占据宋代军事史研究主流话语权的论说，看起来颇有理据，其实根本经不起历史细节的推敲。
比如强干弱枝问题，曾瑞龙博士举出早在北魏时期已有“深固根本，强干弱枝”（《经略幽燕》第一章“北宋军事失败的宏观解释”，页4）的战略主张。笔者想在这里补充一则更为具体的例证：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备寝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书?陆贽传》）
这是中唐名臣陆贽给唐德宗奏章中的说辞，所描绘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强干弱枝之策。而且陆贽显然认为这一策略是正确的，并假设若不是后代没有坚守这个国策，安史之乱根本无缘发生。其实关于宇文泰以后至唐代，历代帝王的“关中本位政策”及其在军事上相应的重本轻末策略，陈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早有详细论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碍于王朝畛域而未暇关注，此又断代研究不尽通识之一例。
由此可见，“强干弱枝”的军事分布策略并非宋代的发明，而是北朝以来就有的深厚传统。史家以此来批评宋代军事之不振，颇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来看看“重文轻武”问题。宋代文治发达，是众所公认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导致轻武，此间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证明。与这一想当然式的逻辑武断相反，曾瑞龙博士另一本名著《拓边西北》，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胸怀壮志的文士积极投身边事，谋取开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该书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讨论的以种朴为中心的种氏几代人的经边活动，都能与我们熟知的青年张载好论兵事而被范仲淹责以读《中庸》的故事相印证。熟悉武术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术最讲究实用，流传至今的很多实用技击术，都可以溯源至宋。这些都告诉我们，宋代的社会风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没有因重文而导致“唯武不扬”。至于宋军的作战能力究竟如何，还是请大家细读曾博士的那两本书。两书对宋辽战争、宋夏战争中几次关乎战略形势转变的重要战役，几乎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内容诚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如果我们仅据最终结果来判分，而忽略既复杂丰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掺杂着某些偶然因素的历史细部环境，难免堕入“成王败寇”式庸俗历史观的窠臼。
相比之下，对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所进行的批评最为无稽。论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复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遗志，趁契丹内政紊乱之际大张北伐，则燕云故土唾手可得，无奈太祖改北伐为南征，坐失完璧国土之良机。且不说并没有强大的证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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