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失明和全身瘫痪的情况之下写出了他的书。而他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在他之前，确切地说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之前，古今中外，有人在穷困潦倒中写出过书，有人在垂垂暮年写出过书，有人在病榻上写出过书，有人在丧妻失子的悲痛中写出过书，有人甚至在狱中写出过书——却很少有人在双目失明和全身瘫痪，并且时时忍受病魔摧残的情况之下写出过书。奥氏的书的问世，体现了具体的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精神要求和毅力考验两方面所达到的卓绝。体现了人与生命之战中的尊严。体现了不能不令人钦佩的顽强的生命态度。
而这就使他的名字具有了跨国界的征服性的影响力。
我们从奥氏的日记中得知，曾有人企图游说他到国外，进一步说是到美国去，并断言，在美国，他将受到像对待“圣者”一样的礼遇。
他严词拒绝了。
这一件事说明——如果他愿意忘记自己是本阶级的一名忠诚战士的时代角色，那么他会获得似乎更高级的桂冠。他更愿是阶级的战士，而轻蔑去做“圣徒”。他的拒绝和轻蔑，自然引起本阶级的更大的更由衷的敬意。如果苏维埃共和国与西方世界并非政治对峙势不两立，那么奥氏到美国去接受治疗遂成正常之事。美国人乐于给他戴上“圣者”的桂冠，便不至于影响他首先是忠诚的阶级战士的光荣。但七八十年前不是那样的时代。如果保尔的书，内容讲述的仅仅是爱情，那么他的书或许在今天仍被列为经典，但他当年又未必会获得列宁勋章。他的书中主要地写了对革命信念的坚定不移，连爱都不可动摇。一位无产阶级的英雄所应具备的因素，奥氏和保尔身上是全部具备着了。对于他的阶级，他几乎是楷模式的英雄。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伊妹儿”。当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令世人瞩目时，中国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又军阀混战哀鸿遍野山河破碎之境。中国要变成苏联，便需有人甘学保尔。这就是为什么保尔也成了当年许许多多中国革命青年的榜样的历史原因。对于当年那许许多多热血的愿以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理想的主义的中国革命青年，保尔这个名字就是革命的代名词，就是信仰的代名词，就是无怨无悔的人生的代名词……这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我少年时初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竟是被书中的爱情章节所吸引。
我是知青以后，保尔参加修筑铁路的章节经常重现在我脑海。因为类似的艰苦，我也曾亲历过。确乎的，当我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每对自己暗说：“我得学保尔……”
在我成了作家以后，体会到了写作是相当熬耗心血之事，于是奥氏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书，使我每一想到便油然而生敬意……
近年，我的同龄人中，也开始有人匆匆而逝了。只有到了不惑之年，才觉人生的短暂与无常。于是自然也会自己对自己叩问人生的意义。事实上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这样叩问过自己。
“活着，并且工作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倒是苏联革命导师列宁的这一句话，比之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对于我们当代人的人生观具有着更寻常而又更永远的启示。
我认为，一切的英雄，包括阶级的英雄们，身上一定具有人类精神的某种诗性。反此而言，普罗米修斯、高尔基小说中的丹柯，以及保尔·柯察金，乃是具有某种艺术美感的人物。人类的历史沧海桑田一一哲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涉足江河，他或她的脚既在江河中，也不在江河中。因为淹没其足的那一段水流早已荡荡而去，飞矢在某一时间的点上既在某一空间，又不在某一空间。“飞矢不动”是唯心主义，“飞矢未停”是形而上学。
阶级的英雄在当代一些人心目中既可能仍是英雄，也可能不再具有英雄的色彩——因为造就他们的那一页历史，早已被翻了过去。他们既在英雄的坐标上，也已不在英雄的坐标上——因为一些人已不再会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以阶级的眼光阶级的感情看待事物。正如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不可能像南极的人一样理解椰子的意义……然而，英雄毕竟有它的阶级性，保尔等英雄人物所昭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永存的也是不朽的。
使阶级的英雄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并使当代人感到亲和，只有从他们身上发现英雄们的共同诗性别无他法。
普罗米修斯盗火者的形象是悲剧意味的诗性——他不在上帝面前替自己辩护，也不希图下界凡人们的感恩。他那样做仅仅因为他觉得他应该那样做，他因他那一种神祗本能的悲悯而苦难……
丹柯的知识者形象是崇高意味的诗性——在黑暗和无边无垠的泥淖中，他扒开了他的胸膛掏出他的心高擎在掌上，于是那颗心像灯一样发出光辉，照亮了忘记从何而来也不知向何而去的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得以选择一条路途走出绝境。他倒下去时，他的心被踏碎在人们的脚窝中，像天上的星星般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