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正常而普通的人，只不过我们被自己的意志驱使，进入了一个最不寻常、最具考验、最艰难的环境中。于是，我们从中学会了如何身处险境的方式。”
“我曾经在中非荒无人烟的民房遭遇过炸弹；在利比亚‘吃’过子弹；在伊拉克被抓进监狱；和某国的军官对打；被驱逐，被地方民兵组织关过三个月，在叙利亚被榴弹击中腹部，差点殒命。。。。”他说这段自白的时候，嘴角始终噙着淡淡的微笑，仿佛那些都不是真的，可它偏偏就是战地记者最真实的写照。
童言心中震动，凝视着他的眼睛，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其实，那些想来都算不得什么。比身体伤痛更难以弥补的，是心理创伤。我的记者同行，有一位是个女性，她在伊拉克和两位后来被杀的记者同分在一个帐篷里，还和包括NBC的著名记者大卫·布鲁姆的遗体在内的几个尸袋同乘一架直升机飞离战区。工作结束回家后，她一度精神恍惚，动不动就掩面痛哭，甚至不敢再听飞机的轰鸣声和有关军队的任何词汇。”
“还有一位朋友，在一线坚持报道了3年半，他曾对我说，战区的一切是那么恐怖。他曾经一天之内看到上百具残缺不全的尸体。那种视觉和心灵的巨大冲击，使他患上了深度忧郁症。所以当他离开伊拉克前往埃及结婚生子的时候，只能靠每天疯狂地打沙袋来忘记心灵深处的痛楚。还有一位同行，是法新社的记者，他在巴格达遭到绑架，随行的伊拉克翻译惨遭杀害。此后近3个月里，他一直被囚禁在一个窄小的隔音房间内，还被要求穿着穆斯林服饰出现在镜头前，向法国政府求救。获救后，回国的他心有余悸写道，我终于觉得自己又重新活了过来。。”说到这儿，他忽然停下来。。
“我从战区回国之后，最想做的，就是成立一个战地记者战后心理恢复机构。因为我发现，每四个战地记者中至少有一个接受过战后心理诊治，比例比上过战场的老兵还高。战地记者比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受心理创伤的可能性高五倍之多。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很幸运地活着回来了，我不能忘记那些残酷却又珍贵的记忆，所以，我要为他们，为所有经历过战争磨难的人真实地做些事情。”他沉稳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