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芜杂沉底清空，他则以纯粹的、昂扬的曲子实现并鼓舞我们乘势而入。
然而，他又何尝不知，自己的这次选择和一次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没有什么区别——一样冒着极大的风险，被指责，还有——自身的覆灭。
具体而言，这个“自身的覆灭”几乎是伸手可及的灭顶之灾。最切近的困难就是：怎么养活这些人吃饭？他不做官了，没有一丝收入，那么他靠什么来养自己、养家，以及这些额外的人等呢？又指导他们演些什么？
但是，难道因为困难就要放弃那么迷人的艺术吗？那个理想？而当理想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都要沉入海底时，谁还记得打捞？我们不想打捞，他们也不——我们和他们，都真的不知道最终将要牺牲什么，牺牲多少。
他想打捞。
那些都是好宝贝啊——单单宋朝汴京的一个“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杖头鬼儡、讲史、小说、舞旋、手技、相扑、掉刀、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说诨话、神鬼、说三分、叫果子等几十种分派，使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不以风雨寒暑”，皆要前往；致使“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有的惟恐“差晚看不及也”（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五）……的好宝贝们，难道要让它们自由更替消长、在我们（元人）手里消了吗？难道崇雅黜俗风头的重新抬头将把曲子这一本时代刚刚兴起的诗歌样式打压下去吗？难道精英文化仍旧可以将话语权、文化大势垄断起来吗？
当然不能。
打捞一样儿是一样儿。他一定诸如这般地考虑过，就像我们心血来潮时也急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否则不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他的经济收入来自何处？
正如我们相信或不相信的那样：一个人立志要想做成一件事，就一定有办法——我们成功了就相信，不成功就不相信；而我们相信了就成功，不相信就不成功。这几乎是个可逆的因果。他相信。他很快理清了思路并付诸实施，不辞劳苦。他可以到一些公办的机构任教获得收入。如早年，他到吴兴东湖书院执教，后来又到松江吕良佐璜溪授《春秋》学；再者可以到巨室人家做家庭教师。如他曾授学于姑苏首富蒋家；另外，他还有作序跋、写墓志铭的本事，而且这种费用比较高。如《致理斋尺牍》中提到“兼有润笔之礼”，这是收到润笔后的回信；还有，友人经常慷慨解囊——这虽然依靠不得，但确实也解了一些燃眉之急。最后，在这期间他断断续续也做过一些小官，有点俸禄。如1350年，到杭州任四务提举（实际上他并未赴任）、1359年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等。零零散散的，他也做一点给人校雠诗文的小事等等，也不是免费的。这些辛苦钱加起来，就能养活这一套家庭音乐班了。那时他已经69岁了。也着实难为了老人。
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这些乐班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或者说如何招来的？费了多少工夫？又有多少唇舌白费了呢？
第一种是家里的侍女，有的是妾。曾经有一个阶段，他以及身边的朋友和弟子整日宴饮，所谓“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沉醉”，有时还做出了以侍女绣鞋盛杯行酒的事情。彼时所作诗歌也大抵为香奁体诗歌，不足取，也不必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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