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东亚和世界历史上的关键节点。从历史上看，素以和合文明享誉世界的中国一直是东亚稳定繁荣的基石。甲午大变局，直接导致东亚和世界格局失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扩张之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给东亚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回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观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发展再好，但如果观念落后，战略失当，照样挨打。机遇稍纵即逝，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局时期，海权时代的到来，因理念和选择不同，把中国和日本带入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并由此改写两个国家的命运。
机遇面前，人人公平，并非厚此薄彼。机遇成为契机，还是成为危机，因选择而不同。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成为契机；抓不住，则成为危机。海权时代的到来，因理念和选择不同，把中国和日本带入一个危机四伏、迷雾重重的重大历史拐点：一个转向右，保守僵化，内缩于陆，由海失陆，最终在浮华沧桑中变得支离破碎；一个转向左，扩张于海，由海图陆，最终在肆意杀戮中逐步侵略膨胀。
神秘莫测的大海，在人类前行的路上留下了一页页波澜壮阔或悲或喜的历史。同样的一片海，在历史上因观念的不同而给中日两国带来迥然不同的命运。日本近代的崛起，机遇来自于波澜浩淼的大海；大清帝国的灭顶灾难，也同样来自于神秘莫测的大海。中国海岸线虽然漫长，但自古以来，在大陆文明体系中，海洋一向是被排斥和抗拒的，滥觞于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大河文明止步于海，停滞于入海口。数千年来，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发展的大陆文明滋养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习惯于临河而赋，止步于凭海临风，不热衷于乘风破浪并游弋于远海。在中国历代诗人的笔下，江河水是诗意的：桃花流水宛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神秘无边的大海，则被视为畏途或逃避现实的无奈选择；大海彼岸的居民，则被视为蛮夷之族。孔子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事关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要害问题：“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民族”。在陆权时代，中国的制海权曾经无与伦比，船行四海。唐朝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展，到了宋元时期兴盛繁荣。明朝郑和七次远洋，庞大的船队曾经纵横远海，牢牢控制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使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历史巅峰。大清帝国早期，也曾经拥有强大无比的海上势力。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大清舰队收复台湾。令人惋惜的是，受传统大陆文明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到了海权时代，中国的制海权却开始萎缩丧失，大清帝国甚至长期闭疆封海，内缩于陆，严令不许私造大船，不准与外蕃通商。
回顾人类在大陆与海洋之间行走的漫长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环境影响思想，思想又决定性格。在陆权时代，大河文明称雄世界，重农思想成为大陆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偏重安稳，担忧风险。在海权时代，重商主义开始风行欧洲，成为海洋文明的主导思想。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利益空间，欧洲各国纷纷争夺制海权，眼光向外，鼓励冒险，开疆拓土。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的战舰开始使用蒸气机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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