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以铁甲和铸炮为装备，海军装备技术发生重大革命，随后美国开始采探石油，并试图用石油取代煤炭作动力，黑烟鬼船犹如幽灵般驶向远海，即将以跨时代的超凡战力改写世界格局。桅杆木船变身为铁甲巨舰，大炮重弹取代大刀长矛，世界走出了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技术革新改变世界军事格局，进而改变国家命运，此时，要控制或夺取制海权，必须要认清世界大势，紧跟世界潮流。先进则强，落后则弱；顺之则兴，逆之则亡。出生于公元1840年的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从公元1890年开始著作《海权论》三部曲，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并断言：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命运！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的小国。在此重大历史拐点，对海权拥有强烈欲望的日本及时抓住转瞬即逝的难得历史机遇，把西方列强铁甲巨舰洞开国门的危机化为自强发展的契机，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战略目标，大力发展海军。公元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在目睹铁甲巨舰的威力之后，日本于第二年签定了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被迫开放门户，此情此景，与公元1842年大清与英国签定《南京条约》如出一辙。面对同样的险恶困境，日本选择了积极应变。公元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气机船“森宾”号到达长崎，受日本幕府聘请，舰长费比尤斯中校讲授欧洲海军知识，日本近代海军正式开始发展。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后，天皇将幕府手中的权力集于一手，日本开始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首先提出把海军建设作为第一要务，确立了“耀皇威于海外”的海军长远战略目标。公元1872年，日本废除兵部省，分置海军省和陆军省。公元1873年，英国海军教官团到日本，同时，日本也派出大批人员赴英美海军学习。公元1875年，日本海军开始远洋航海，对美国进行访问，3年后又远度重洋，访问欧洲和澳洲。短短数十年，日本海军舰队从无到有，大小到大，从近海驶向远洋。
纵观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人的骨子里，是躯壳在岛，灵魂向陆；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则是躯壳在陆，灵魂在陆。当历史进入海权时代，日本在进攻性的海权战略思维主导下，越过海洋，把目光瞄向彼岸的中国，瞄向辽阔的东亚大陆，日思夜想去征服大海彼岸的中国，以获取战略资源和战略纵深。此时，控制亚洲大陆的制陆权，战胜并征服中国继而称霸亚洲，成为日本政界和民间的主流思想。公元1890年之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30%作为军费，明治天皇每年还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元补贴海军建设，日本官员和民间富商也纷纷捐款捐物。与此同时，日本幕府体制瓦解后，大批失去禄位的幕府武士成为四处流窜的浪人，他们都极其狠辣疯狂，乐于冒险，热衷于侵略扩张，如野狼四处流浪，此时更是蔚然成风，他们鼓吹对外侵略，在日本民间大肆宣扬造势。此时，在鸦片战争中被列强叩开国门的大清王朝，也开始在举国震惊中苏醒，与日本明治维新相对应，开始兴办洋务运动。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主持下，相继建设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海军力量。但是，家有恶邻，却浑然不觉。大清王朝的掌舵者们依然坚持防御性的海权策略，控制临海目的仅仅局限于保护陆地不受侵犯。而以“清流”自居的官僚阶层甚至还坚决抵制技术图强，目光不出三尺之外，依然如井底之蛙，坚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上也”。即使是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也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最终，导致大清帝国错失难得的历史机遇，混乱失控，造成毁灭性后果，直至国破家亡。因此，盘点导致大清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首推身处紫禁城的帝后臣僚。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公元1891年，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引以为傲的“定远舰”和“镇远舰”等主力舰出访日本，经神户到达横滨港，港内各国舰只纷纷鸣礼炮致敬。站在甲板上洋洋得意的大清官兵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情此景已经成为大清王朝最后的辉煌，引以为傲的铁甲巨舰发射的礼炮马上就要成为一个王朝最后的绝响。
观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发展再好，但如果观念落后，战略失当，照样挨打。何况一般情况下，观念落后必然导致发展滞后不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拘泥于大河文明停滞不前，在利剑抵喉之时却浑然不察；一个急速转向海洋文明开拓扩张，在蠢蠢欲动之中伺机而行，对海权的不同观念和态度，最终决定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走向。日本如同一条冬眠之蛇渐渐苏醒，吐着蛇信准备随时对大清王朝发起致命攻击，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当此历史拐点，中日之间一旦对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思想观念的强烈碰撞，是国家战略的整体对抗，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死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