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大怒之下先后两次派军队会同高丽东征日本，但是腥风浊浪，时不逢运，在陆地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在海上登陆作战中终未获胜，最终使日本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威胁着元朝帝国的东亚秩序；第三次，公元1593年和公元1597年，明朝出兵朝鲜将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军团或围歼或重创，使丰臣秀吉“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和“渡海登朝，迁都北京，定居宁波，征服印度”的狂妄野心灰飞烟灭。公元1894年之前中日之间的三次较量，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日本企图挑战华夏文明，瓦解华夷体系，通过占领朝鲜半岛陆地通道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秩序。特别是丰臣秀吉作为日本扩张主义的始作
俑者，野心之膨胀，构想之狂妄，尤其是他“天皇居北
京，丰臣秀吉居宁波，同时征服印度”的称霸图略给日本刻下了深深烙印，影响深远，不可轻视。
隐忍狠绝，伺机而动，一剑封喉，一招制敌，是日本冒险主义者一向崇尚的忍者精神，也正是这种以小搏大、火中取栗的冒险精神，促使日本在对外战争时多选择以偷袭的方式先发制人，在随后的甲午海战中又一次上演这种偷袭的把戏。千余年来，在对中国主导的华夷体系控制权的争夺之中，日本的忍者精神更是表露无遗。处弱势，则示之以弱，以中国为师，发展壮大实力；处强势，则如蛇出洞，以中国为敌，伺机打破平衡。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海战中大败于唐朝大军之后，日本立即意识到其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便以胜者中国为师，激发了学习唐朝的热情，一次次派遣大规模的遣唐使，如蚂蚁搬家，船塞于道，全面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经验技术，使日本成为唐朝的一个异类的浓缩型的翻版，甚至时至今日，“唐”的烙印在日本依然十分深刻。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中国的陆权实力争霸世界，海军战力也是天下无敌，在亚洲大陆制陆权和世界制海权上拥有绝对优势。彼时，东亚国家几乎都承认天朝上国不可挑战的宗主权。公元1404年，即明朝永乐二年，日本正式进入中国的册封体制，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和华夷经济圈。公元1598年，野心家丰臣秀吉在挑衅中国惨遭失败后死去，日本立即从朝鲜撤军，德川家康取代了丰臣秀吉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又马上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的睦邻友好政策。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表面上与大清极力和好，暗地里却积极扩军备战，伺机侵略中国，日本政府甚至还贼喊捉贼，多次向大清朝廷通报俄国侵略朝鲜的野心，诱导大清将防御重点由防日转为防俄，而大清帝国的帝后臣僚也被日本虚假的表象所迷惑，最终在生存和毁灭面前被日本别有用心的诱导下误入岐途。
公元1598年之后的300年，中国的大陆文明在康乾盛世曾一度达到历史的巅峰，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滋养和灌溉下的中华大河文明，兼容并蓄，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于一体，面向海洋，称雄大陆。但时移世转，世界已进入海权时代。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在航海技术和海军势力上突飞猛进，海洋文明席卷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幕快速展开，坚船利炮开始游弋于远洋。公元1792年，英国外交官玛噶尔尼携带英王亲笔书信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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